二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动荡和社会混乱。面对这种局面，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和措施，以减少这方面的损失。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卫兵运动波及全国，冲击了大量的干部和民主人士。1966年8月29日夜，某校红卫兵查抄了章士钊的住宅。30日晨，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责令当即送回抄走的全部书籍，并派人前往保护章宅。同时，拟定了应予保护的民主党派人士和干部名单。此外，毛泽东还亲自过问和解放了许多蒙受冤屈的干部和其他各界人士，使他们重新发挥积极作用。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全面夺权”阶段，造成了更严重的政治混乱。为了消除这些消极影响，毛泽东决定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这对于稳定局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这一年，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在视察中，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他指出：“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对于解放一批干部、抑制混乱局面起了好的作用。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注意政策和落实政策的要求。1968年12月1日，他指出：“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同年12月26日，毛泽东又强调：“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所有这些，对于当时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消极政治影响，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此后，毛泽东加大了在政治上纠正错误的力度。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次正义行动。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反。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他（指陪同接见的叶剑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指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打倒。“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对邓小平重新表示信任。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会前，毛泽东在与陈毅亲属的谈话中，对陈毅的一生做出肯定的评价。他还提出，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8月3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提出愿做一点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做出批示，肯定了邓小平曾为党和人民做出过宝贵贡献。经毛泽东同意，邓小平于1973年恢复了工作，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陈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也靠边站了。1972年，陈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提出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经毛泽东同意，陈云重新出来工作。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李葆华、廖志高、江华、江渭清、王稼祥、秦基伟、李成芳、方强、陶鲁笳、曾希圣等十三名老干部。

　　1974年，面对“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的动乱局面，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党和毛泽东还决定召开“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多年没有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年10月，毛泽东提出：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和具体人事安排由周恩来等人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2月，毛泽东重申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建议，并提议增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后，毛泽东支持邓小平进行整顿工作，使政治局面出现了转机。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