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

　　当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准备挥师南下解放全中国时，香港问题便凸显出来。事实上，1949年初中共就开始考虑如何处理香港问题。1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必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这一外交方针的提出，为解决香港等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依据。因为，香港问题的产生是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产物，是强权外交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之一，是“必须取消”的，但香港问题是属于“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所以“更不可急于去解决”。对此，毛泽东在同年2月与米高扬谈话时对此做了明确的说明：“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有利些。”《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这实际上说明当时中央已经做出“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的政策了。因此，当10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抵粤港边界时没有长驱直入。

　　中共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策是有深刻战略意义的，是中共领导人审时度势做出的战略抉择，是一项原则的坚定性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结合的战略决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非凡的政治胆识。当时，中共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不过是时间问题，但当时条件尚未成熟。首先，新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军事上的包围和经济上的封锁；国内面临着新生政权尚未稳固、经济上千疮百孔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退踞台湾的国民党是主要的敌人，如果过早提出香港问题会多方树敌。而把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里，有利于分化、瓦解资本主义阵营。其次，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和禁运，保留香港这个与西方世界的贸易和运输的通道，有利于同西方国家以及海外华侨的来往，引进国内必需的物资、技术、资金和人才，开展进出口贸易。事实证明，“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战略决策执行的结果，初步达到了中共的预期：一是对分化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发挥了重要作用：迫使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其在香港的特殊利益，不顾美国的反对于1950年1月6日就正式承认了新中国。而新中国在与英国讨论建交问题时，也没有就香港问题进行交涉。二是香港作为大陆与外界联系的渠道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当美国对新中国进行全面封锁和禁运时，香港为祖国提供了石油、化学品等重要物资。

　　正是由于“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这个战略决策的执行取得了成效，周恩来曾在1951年春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谈话时对这个战略决策进行了初步的总结，系统阐述了中央的战略考虑：“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做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香港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在这个范围内，美国和英国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在对华政策上也有极大的分歧和矛盾。……我们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也比落入美国人的手上好。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我们反而主动。……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上的矛盾。在这个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它将是我们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近两年的发展证明我们在解放全国时留下个香港是正确的。”金尧如：《保持香港现状和地位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战略思想——漫谈许家屯回忆录之三十八》，1993年7月2日《香港经济日报》，第10版。这说明“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决策不仅是新中国对外整体战略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共最大限度实行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表现。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和周恩来曾进一步就“暂时不动香港”做了重要指示。1954年8月12日，周恩来在为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不成熟的问题，也不要去谈，例如香港问题。”《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1956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听取广东省委关于香港问题的汇报时表示：“香港还是暂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用处”。1956年6月11日毛泽东听取广东省委林东明汇报时的谈话。后来，吴学谦在《就提请审议中央关于香港问题协议文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对香港问题进行回顾时，也谈到了这一决策的确立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政府曾多次阐明我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即：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对于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暂时维持现状。”1984年11月7日《人民日报》，第4版。这说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香港问题始终保持着冷静和慎重的态度，“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这一政策在建国初期保持了稳定性，这就为后来“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的制定铺平了道路。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及对香港实行的特殊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