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立即率领全国人民适时地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经过1949～1956年的努力，成功地实现了这一转变，胜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使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实践的探索中，毛泽东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探索。

　　一、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

　　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实践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同样离不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但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至关重要的意义有所认识，并不等于很快就能做到完满的结合。因此，需要对这个阶段中国的国情有深入的分析和正确的把握，也需要有建设实践经验的一定积累。从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具体制度的建设以及若干重大政策的制定来看，新中国最初一方面继承了革命战争年代在根据地形成的某些做法，另一方面更多地是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基本上以他们的体制和实现工业化的政策为样板，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必然的。尽管如此，新中国并没有忽视对于自己的道路的寻求，这特别在1956年明显地表现出来。1956年，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国际上，苏联在政治上高度集权，造成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民主，并盛行个人崇拜；经济上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及轻工业，造成物资供应不足、物价不稳，人民生活困难；对外关系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对别国实行控制，使得反动势力引起社会动荡不安，出现所谓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反对和全盘否定斯大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思想混乱，西方帝国主义也乘机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公开声明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这一原则立场；另一方面也认为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应该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努力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在国内，随着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党的工作重点发生根本变化，集中力量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新中国在“一五”时期，经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照抄苏联的办法，虽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但也出现了许多弊端，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不良影响。

　　鉴于当时国内外的实际，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借鉴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开始研究总结中国自己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走的道路。在对中国经济的各个部门进行了近半年的调查研究，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并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和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56年4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以重工业为重点，但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特别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决不能对农民“竭泽而渔”。在报告中他强调：“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报告明确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方针、原则和政策，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纲领性文献。毛泽东还同时从多个方面对苏联经验进行了反思，他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1～742页。这就明确指出了要考虑如何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和如何突破苏联模式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

　　这些充分表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始寻找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具体道路，并开始初步尝试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这种破除苏联迷信，勇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精神，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全面改革、开放与发展，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提出用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的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基本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