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加强计划的集中统一管理。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计划的范围大了，1961年编制12种计划，到1963年则扩大为编制20种计划；二是计划指标多了，基本恢复到“一五”时期的计划指标，有的比“一五”时期还要细；三是集中统一的程度高了，中央直接管理的指标占了各项经济活动的大部分。这个时期，计划分三级管理：中央直接管理国民经济中关键性的指标；中央各部门管理本行业全国性的重要指标；省、市、自治区管理本地区的重要指标。
（2）加强对基本建设的集中统一管理。基本建设资金不再由地方财政包干，改由中央财政专项拨款，严格控制并减少部门、地方、企业的预算外资金；同时，改变基本建设审批权限，大中型建设项目一律由国务院或国家计委审批，一切基本建设都必须按审批权限报请审批，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
（3）上收一批下放不适当的企业。1959年中央直属的企事业单位只有2400个，1961年开始上收，到1965年，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达到10533个。这些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22%，其中属于生产资料的部分占551%。同时，中央还规定，这些直属企事业的行政管理、生产指挥、物资调度、干部安排等权力，统归中央各主管部门。
（4）加强财政、信贷的集中统一管理。1961年1月中央规定，国家财权基本上集中到中央、大区、省（市、自治区）三级，缩小专区、县、公社的财权；将1958年开始实行的“以收定支，五年不变”（实际上在1959年就改变了），改为“总额分成，一年一变”；国家预算从中央到地方实行一本账，保持收支平衡，不准打赤字预算；对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的预算外资金，采取“纳、减、管”的办法进行整顿，即有的纳入预算，有的减少数额，都要加强管理。为了加强财政管理，中央还加强了对银行的控制，不准用银行贷款作财政性支出，重申了加强财政管理的十项禁条。
（5）收回部分物资管理权，加强物资的集中统一管理。1963年，将原来设在国家经委内的物资管理总局改为国家物资总局，对地方物资管理系统实行垂直领导，1964年，国家物资管理总局又改为物资部。1961年，国家统配物资为87种，到1965年，则增加为370种。
上述中央集权措施，对于纠正“大跃进”造成的混乱、保证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如何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央统的过多、过死的弊病又明显起来，于是毛泽东又开始酝酿新的一次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权限。
1962年，毛泽东在天津再次谈道：“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好处就是统一，坏处就是统死。欧洲坏处就是不统一，好处就是各搞各的，无数国家林立发展。”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17页。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就指出：“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又说：“上边管得死死的，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是反动的。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秦始皇中央集权，停滞了，长期不发展。我们也许走了错误道路”。“中央计划要同地方计划结合，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完全统死”，“不论农业扩大再生产也好，工业扩大再生产也好，都要注意中央和地方分权，不能竭泽而渔”同上书，第638页。。
这说明，经过“大跃进”时期的放权和调整时期的收权后，由于问题没有解决，毛泽东仍然在探索如何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权限，即解决“条块”分割的问题。
四、历史启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