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山西试办农业合作社引起了一场党内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山西省委主张试办农业初级合作社，而刘少奇及华北局持反对态度，最后以毛泽东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而结束。但是时至今日，争论双方的当事人对这个事件的分歧依然存在。

　　薄一波薄一波当时任中财委副主任兼华北局第一书记。在《围绕山西发展农业合作社问题的争论》一文中认为，尽管（刘少奇）有一些缺点，但是，“我认为，少奇同志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在主导方面是正确的。他提出不能过早地采取否定私有制的步骤，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共同纲领》，符合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页。。他的观点代表了现今多数人的意见和看法。而有人走得更远，甚至对合作化乃至初级农业合作社予以了全盘否定。

　　而作为山西省委代表一方的长治地委书记王谦王谦当时任山西省长治地委书记，负责在该地区试行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各项事宜。在1995年出版的《劫后余稿——试办初级社文存》自序中认为不应该全盘否定合作化。他说：“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农村的合作化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他们认为连互助组和初级社都是历史的错误，并且把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归罪于合作化，主张中国农村退回到私有制的老路上去。还有的亲身经历过合作化全过程的同志也赞同此种观点，合作化的真实历史竟然成了他们手中捏来捏去的‘橡皮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试办初级社的一个‘始作俑者’，认为有责任把幸存下来的文稿结集出版，还初级社试办过程这段历史的本来面貌。”王谦：《劫后余稿——试办初级社文存》序，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他的观点有人赞同，认为，“这本文集为我们回答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建国初期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历史的必然，是党领导农民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个伟大创造”张国祥、王翼：《中国农业合作化从这里起步》，载《党史文汇》1995年第9期。。

　　由于1951年山西农业合作化涉及中国农村社会最核心的土地所有权、立国体制等问题，我们今天对此重新考察，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事情缘起：从互助组到合作社

　　在初级合作社的思路出台前夕，山西经过土地改革，已经建立了较为成熟的老区互助组。而这场对此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道路，尤其是土地所有制政策影响深远的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决策的实施，也正是从位于原太行、太岳两个革命老区腹心区的长治地区开始的。

　　作为较早完成土地改革任务的老区，长治早在1946年就组织起了互助组织。初级合作社推行之前，该区域内参加互助组的农户比例已经超过了70%，其中武乡、黎城、平顺等县，农户参加互助组的比例更是达到了80%以上。

　　互助组的出现，一方面有利于土地改革后充分发动农民参与农村经济的恢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农村经济生产发展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另一方面，由于劳动互助组的组织形式松散，同时受到缺乏劳动力和耕畜力等问题的制约，在农村经济恢复期，开始变得不能完全满足农民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的要求。此时，老区互助组除去1/5因为有了公共积累而继续蓬勃发展外，多数互助组由于其临时性和看不到发展方向而陷入涣散或瘫痪状态。

　　1949年4～5月间，山西省全境解放。9月1日，中共山西省委、省人民政府成立。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的赖若愚找到即将赴任长治地委书记的王谦谈话，说长治地区土地改革已经完成了3～5年，老区群众现在想些什么、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采取什么方针和政策，是下一步老区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赖若愚要求王谦下去调查研究，把调查结果及建议向省委做出汇报。王谦：《劫后余稿——试办初级社文存》，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王谦到任后立即对调查研究工作做了具体布置。1951年3月下旬，长治地委决定在武乡、平顺、壶关、屯留、襄垣、长治、黎城7个县的10个村（窑上沟、东监漳、西监漳、枣烟、川底、翠谷、东坡、长畛、南天河、王家庄）试办农业合作社。合作社以劳动分红为主，兼顾土地入股分红。山西省委对此举表示积极支持。

　　二、争论过程与焦点：中国农村适合办合作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