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56年以后党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新探索

　　1956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四个年头，此时的国内经济状况和国际环境都对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从国内经济发展状况来看，第一，经过以156项工程为中心的“一五”计划的建设，我国已经（一些项目正在建设）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建立了一批现代化的大型骨干企业，许多工业部门从无到有，独立的工业经济体系已具雏形。第二，“一五”计划期间的社会投资向重工业过度倾斜，虽然在当时是必要的，保证了工业的高速增长，但是也导致了工业增长速度与农业增长速度之间的矛盾。建国初期的6年里，我国农业的恢复发展速度不仅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很快，而且与发达国家的农业相比速度也是比较快的。但是即使如此，由于人口众多和工业原料的60%以上来自农业，农业剩余的有限已经成为阻碍工业高速增长的瓶颈，要使农业的增长与工业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适应，就必须增加农业的投入。第三，由于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在经济体制方面已经形成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基本单一的公有制和行政性计划管理），这种体制本身就是上述发展战略的产物，它反过来又会自发地按上述发展战略去调控经济，因此就要求政府必须有意识地改变发展战略以矫正体制偏差。从国际环境来看，1955年的万隆会议标志着我国已经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孤立封锁，与苏联的关系也更密切（斯大林逝世以后，继任的赫鲁晓夫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国际环境已趋缓和。另外，苏联开展的非斯大林化运动也比较充分地暴露了斯大林工业化模式的弊病（这在过去被掩盖），消除了中国人对苏联经济建设模式的迷信。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已经具备了发展战略转轨的客观必要性和基本条件。

　　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即开始探索发展战略的转轨问题（尽管当时没有用“发展战略”这个概念）。1956年4月，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对农轻重的关系、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都做了专门论述。

　　关于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毛泽东提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关于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实质上也是发展的外延与内涵的关系，毛泽东认为：“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9～270页。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又专门论述了工业化道路问题，关于农轻重的关系，毛泽东提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同上书，第400页。根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的调查研究，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周恩来在代表中央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即提出：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与财政的关系，即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因此，在投资分配方面，工业投资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将由“一五”计划的582%提高到60%左右，其中轻工业的投资比重比“一五”计划的112%（占工业投资）将有所提高；农业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将由“一五”计划的76%提高到10%左右。“二五”计划仍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努力建设工业中薄弱和缺乏的门类，争取在1962年国内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机器设备70%左右能够自给。同时，由于过高地估计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对“二五”计划期间的经济增长指标则订得偏高，工农业总产值五年内将增长75%左右，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一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35%左右。另外，周恩来还特别提出，由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我们应该扩大对外经济交流。

　　可以说，在1956年至1957年拟订“二五”计划时，中共中央虽然没有改变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仍然是薄弱环节）和高速增长战略，但是已经注意调整农轻重的发展关系和外延增长与内涵增长的关系。可惜的是，1957年底开始的反“反冒进”和三年“大跃进”，却完全打断了上述思路和计划，把依靠高投入追求高速度的外延型增长推到了极端（比例极端失调，经营极为粗放，效益极其低下）。

　　1957年底至1958年初，毛泽东对1956年的“反冒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从而使党实际放弃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追求“多”、“快”实际成为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实行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不只是由于技术落后，人口众多，要求增加就业，主要是为了高速度。”《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而权力下放过急过快，又助长了宏观失控势态，结果导致了浪费巨大、使国民经济陷入危机的“大跃进”。三年经济调整以后，由于对战争可能性的估计过于严重，更加强调备战，同时，经济发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高速度也较强烈地刺激着国家领导人，因此追求高速度始终是主要的目标，由于体制造成的经济效益低下，高速度不得不靠高投入来维持（而高投入就必须过度优先发展重工业），再加上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拒绝吸引利用外资，结果发展战略在1958年至1978年间陷入了不利于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境地。

　　1953～1962年三次产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编：《1950—1985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96页。

　　时期投资额（亿元）比重（以投资总额为100）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一五”时期4155286162607671486443“二五”时期1354175885311831126292591963～1965年74302207712682176523301“三五”时期104275634630830107577316“四五”时期172791008605825698572330“五五”时期2437213046779378104557339“六五”时期16993163036160980504784721953～1985年合计9419757728739938588539373

　　1978年我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积累率比较（%）

　　年份中国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1955229257189207982271761981960396268274231182240160172196527126328419320025924392197032929529229324425128827219753392663253202233423412921977323264260318229319—245平均315269271260196273241212注：罗马尼亚的年度数字，均为每五年的平均数，即1951～1955年，1956～1960年，1961～1965年，1966～1970年，1971～1975年。

　　三、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历史作用和转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