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不仅仅是一些经济指标的数量概念，更意味着国家竞争力的实质性提升。从这个角度出发，回顾20世纪50～70年代我国选择并实行的“赶超战略”显得十分必要。

　　一、新中国选择“赶超战略”的原因及其绩效评价

　　“赶超”作为一种经济战略，其实质是指落后国家通过不平衡的跨越式发展，实现经济超常规增长。具体特征，包括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转换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20世纪50年代，包括新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大国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赶超战略”。

　　有学者在解释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大国）选择“赶超战略”的原因时，概括了几个共同的原因：第一，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强烈赶超愿望。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占有重要位置的激进主义经济发展主张的影响。第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济学中政府干预主义倾向的影响。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5～56页。由于有这样一些共同因素的影响，无论是中国、苏联这些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还是印度、巴西这样的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都通过发展战略的选择、宏观政策环境的推行、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机制的建立，形成了大致相同的传统经济体制。

　　上述三点原因都是主观因素。笔者以为，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社会制度不同的发展中大国之所以都选择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赶超战略，更重要的在于具有共同的客观原因。即作为大国，为了有效地捍卫自己的独立和国家利益，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比较完备、自成体系的工业结构，而重工业则是其中的关键。

　　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本身就是违背西方列强的意志和利益的。新中国刚一成立，美国就纠集14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于1949年11月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兵参战。在卷入朝鲜战争的同时，中国大陆仍处于与台湾当局的军事对峙状态。这种政治、军事态势要求新中国迅速提高国防实力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战争动员能力。如果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以重工业为核心的自成体系的工业结构，新中国的独立和国家利益将难以得到保证。　

　　有学者认为：在实行“赶超战略”的过程中，通过扭曲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并保证资源优先流向重工业部门，中国的确实现了重工业优先于其他部门的增长。但是，这使我们付出很大代价，也未能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所以，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想较快地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不应该优先发展自身资源禀赋不占优势的重化工业，而应该优先发展符合自身资源禀赋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即应该实行“比较优势战略”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02页。。

　　其实，自从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以支持自由贸易以来，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大的经济体通过实行比较优势战略从弱国发展为强国的先例。李斯特时代的德国和汉密尔顿时代的美国，相对于当时的先进国英国而言，其比较优势是农业，而处于幼稚阶段的工业属于比较劣势。如果当时的美国、德国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就没有今天强大的美国与德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日本并没有为发挥当时自己的比较优势（劳动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和资本短缺）而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道路，而是选择附加价值更高的重化工业作为主导产业来扶植，将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高层次化作为实现“经济自立”的途径，并最终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新中国在建国初期没有选择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轻工产业的“比较优势战略”，而是选择了代价巨大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客观地说，这个代价的相当一部分是一个大国为了民族独立与长期繁荣而不得不付出的成本。

　　从1840年鸦片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曾在世界经济体系内客观上一直在按照比较优势理论行事，但发展速度之缓慢，有目共睹。而且因为一直没有强大的重工业体系，中华民族曾饱受外敌入侵和凌辱。如果在20世纪50年代不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中国不要说成为经济强国，甚至可能会重新面临落后挨打的局面。这个历史经验后来被许多发展中国家坎坷的现代化进程所证实。

　　据资料显示，1952～1978年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中国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79%和60%。周振华：《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中国经验与范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1页。即使按照西方学者的判断，1952～1978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亦高于55%，大大高于同期其他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例如，另一个发展中大国印度同期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35%。吉尔伯特•艾蒂安：《世纪竞争：中国和印度》（内部发行），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凡是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都没有取得成功。”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8页。站在赶超发达国家的角度而言，这种结论也许有一定道理；如果在发展中大国内部比较，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即便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比印度这样具有更多可比性的国家成功得多。

　　中国在20世纪50～70年代通过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不仅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而且在若干重点领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用比发达国家短得多的时间突破了“两弹一星”等尖端技术。这对中华民族的安全和进一步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正如邓小平所评价的：“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279页。

　　二、改革开放以来“比较优势战略”的绩效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