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认识方面的原因

　　（1）毛泽东及党中央对社会主义社会认识的模糊性。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当时党中央及毛泽东都不是很清楚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唯一来源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他们能看到的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也只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但是，马、恩对于社会主义也只是站在他们那个时代高度的设想，而且这种设想还是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的，况且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所以，毛泽东及党中央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就仅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感性认识上，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了私有制，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毛泽东在《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就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认识，即“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1953年，周恩来也明确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页。刘少奇也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最后消灭一切形式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成为全社会的唯一基础。可见，党的领导集体都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而且在他们的潜意识中都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即公有化的程度越纯，社会主义的质量就越好，档次也就越高。

　　正是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明确，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生产关系，必然会尽力去消灭私有制，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使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2）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急切向往和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心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毛泽东还多次强调一定要认真执行新民主主义政策，保护民族资本主义，不能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1页。在建国初期，毛泽东还批评说：“有人认为可以提前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中共党史文献选编（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但建国后，在这一系列的胜利面前，毛泽东认为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机已经成熟，急切地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就在他的头脑中占了上风。

　　而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就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奴役下，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人民才有了希望。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才彻底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获得了自由。人们自然急切希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早日实现理想中的美好社会。1950年4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就曾说：“现在到处都有人问：‘什么时候实现社会主义？’”《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页。可见，尽早实现社会主义是众望所归，众心所愿。毛泽东顺应大众心理和趋势而选择提前结束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3实践方面的原因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以法律形式明确肯定了新中国建立后将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到1952年底，不仅顺利的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模式。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来看，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建国头三年的实践是成功的。但是到了1953年12月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进行，使初见成效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很快就被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风风火火的社会主义改造所取代。在农村，为了解决土改后重新出现贫富分化的问题，提高农村生产力并引导个体农民走向共同富裕，党中央提出要“趁热打铁”，经过合作化过渡到社会主义。在1953年总路线提出后，合作化运动在农村也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由于党中央对合作化的大力支持，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热情又空前高涨，在农业改造过程中，一再掀起改造高潮，加速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原来预计要三个五年计划才能完成的任务，结果仅仅四年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在城市，资本家惟利是图、损人利己、贪得无厌的本性也暴露无遗，违法犯罪活动日趋猖獗。他们利用各种方法拉拢腐蚀干部，窃取国家经济情报。扰乱市场。刘少奇在1951年7月5日对中央党校学员的报告中讲道：“实行工业国有化是一个严重步骤。性质是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方式现在不能决定。资产阶级的恶劣态度可能逼迫我们要早一些，并采取激烈一些的方式来实行这一步。”转引自石仲泉：《我观毛泽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205页。可见，当时认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的消极破坏作用是很严重的。在1952年6月，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做出明确指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可见，毛泽东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消极影响的认识更加严重，甚至将民族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对象。由于对资本主义的痛恨和想要快速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的急切心理，在改造过程中一再掀起高潮，从而加速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使毛泽东进一步认为，这时中国已有能力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直接建成社会主义和实现工业化。

　　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不确定性、对社会主义社会认识的模糊性、人民群众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只在我国实践了三年就被中断的主要原因。

　　二、国际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