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出现这个变化，不是偶然的。这种必然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迅速发展国营经济和扩大计划经济，顺利实施“一五”计划的客观要求。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国家运用政权的威力，没收了官僚资本归人民所有。这就使旧中国依附于帝国主义，占全国工业资本总额2/3左右，占工业、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总额80%左右的官僚资本成为国营资产，经过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起决定作用的国营经济。没收官僚资本，使旧中国的主要经济力量集中到国家手中，成为支持国家财政，稳定经济局势，保障人民和社会利益的主要经济力量。特别是，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大多数技术比较先进，劳动生产率比较高，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强，劳动热情高涨，明显地表现出国营经济对于其他经济成分的优越性。因此，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开端和强大依靠力量。同时，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随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高度统一和财政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使国家经济很自然地走上计划经济轨道。这种建立在高度集中统一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以后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许多弊病，但是在当时物质短缺而需求紧迫的严峻形势下，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在“一五”计划即将实行的重要时刻，进一步发展国营经济和扩大计划经济，就成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一个基本原因。

　　第二，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制定了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政策。这一政策包括对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积极作用的利用，和对其不利于国计民生消极作用的限制。在此基础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对民族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政策。同时毛泽东又指出，这种限制政策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事实正是如此，新中国刚刚诞生，资产阶级就表现出了惟利是图的本性，和工人阶级三个回合的较量，即1949年哄抬物价、扰乱金融、囤积居奇；1951年施放“五毒”的行为；1953年乘粮食和工业原料紧张之机，抢购物资。对此，周恩来曾作了深刻分析，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那就是由于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官僚买办的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中国资产阶级本身也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具有惟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周恩来在《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一文中，又反复强调揭露资产阶级本质的重要性，指出：“资产阶级的本质就是惟利是图，就是剥削工人榨取剩余价值。……必须明确地把它的本质揭露出来。”同上书，第97页。“我们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腐朽黑暗面的。如果不把‘五毒’去掉，腐朽黑暗的一面不但会在资产阶级本身发展，还会侵入国家工作人员中，侵入共产党内部，侵蚀整个社会，毒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毒害人民民主政权。”同上。对资产阶级的一次又一次进攻，党和政府都给予了坚决回击，并对广大工商业者进行普遍的守法经营教育。同时，在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法行为和消极作用作斗争的过程中，在合理调整工商业过程中，国家采取措施，创造了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并对部分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等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这样，一方面限制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利因素，另一方面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生产困难，保护其生存和发展，并利用其有利因素。这些工作本身必然加深它们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联系，引起生产关系不同程度上的变化。事实上，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利用和限制私营工商业的一些措施，实际是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这深刻地说明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

　　第三，土改后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生活虽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农业发展仍然面临着两条道路，即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刚刚从封建制度的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广大农民，是不愿意也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但是分散、落后、脆弱的农业个体经济，怎样才能解决发展生产、共同富裕的问题，以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和避免两极分化呢？只有走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道路，除此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事实上，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随着农村土地改革的完成，许多地区已经建立了各种简单的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有的地区还建立了土地入股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的地区甚至开始了高级社的典型实验。这些互助合作形式，不仅帮助贫苦农民克服许多困难，增加农业生产，改善了生活，而且在防止农村资本主义自发趋势，引导农民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在实际工作中积累起来的农业互助合作的经验，成为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尝试。毛泽东在实际工作中，还形成了一个新的思考，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农业国里，实现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不会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农业合作化不能坐等工业化和机械化，先机械化后合作化不适合中国国情。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工场手工业初起时，没有大机器，靠协作可以发展生产力。那么，在中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没有大机器，靠统一经营和合作，也可以发展生产力。这就进一步证明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仅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且势在必行。

　　第四，从国际环境看，中国人民革命的全面胜利和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给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他们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中国实行经济上封锁，政治上不承认，军事上威胁，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同时也要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本身也不景气，都需要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所以短期内难以再次发动大规模战争。我国必须争取时机，加快发展，增强实力。特别是在恢复国民经济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中，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给予我们很大援助。同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经济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和毛泽东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考和决策。

　　中国历史发展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别的道路，这已经是历史的选择。而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随着实际工作中经验的积累，毛泽东敏锐地看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已经摆在面前，他顺应历史潮流，审时度势，经过慎思深虑，在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即将结束时，适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第一次做出了比较完整的阐述。此后，多次修改补充。12月，毛泽东在修改审定的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形成了完整准确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05页。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这条总路线。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思想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