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泽东等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选择计划经济的客观依据
毛泽东等人之所以会在建国初期选择计划经济，归根结底是由当时中国的国情和生产力状况决定的，并服从于当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新中国是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之上，民族资本主义很脆弱，民族工业刚刚起步，社会生产力落后且发展不平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中国现状，必须采取计划经济，才能举全国之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这一经济战略目标。
首先，在生产力落后且发展不平衡的国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有必要在一定的时期内实行计划经济。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过程看，经济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实行一定时期的计划经济，对于国民经济恢复和新政权巩固是有好处的，如前苏联、南斯拉夫等国都是走这条路的。由于历史原因，建国初期中国的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从经济状况看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相当一部分农民还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阶段。土地改革后，虽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由于农村生产力极其落后，加上长期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广大农民穷困潦倒，虽然得到了土地，但在短时间内却没有能力改善生产工具，单家独户的刀耕火种，既缺乏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又难以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广大农村并没有像毛泽东等人所预料的那样，农民们都共同富裕起来，而是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现象。由于劳动力及经济上的差异，分得土地的农民很快就出现了两极分化势头。一部分经济较好、劳动力充足的家庭很快就添置了生产工具，雇了长、短工，买进或租进了土地，并迅速富裕起来；而另一部分农民因缺乏劳动力或天灾人祸等原因，却越发贫穷下去。这种状况既违背了中国革命的初衷，又难以让绝大多数农民迅速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所绝对不容许的。所以，只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帮助民众尽快地摆脱贫困；只有实行计划经济，才能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技术，进行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之目的。
其次，毛泽东等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选择计划经济是实现工业化这一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决定的。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变经济落后的现状，中共中央提出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经济建设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当时中国经济落后，资金短缺。从农民的生活状况看，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不可能有剩余资金用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从中国的工业结构看，基本上由官僚资本垄断，民族资本家数量少，资金不多，不可能有大量的资金用于重工业的投资。而私营企业主那一切以营利为目的本性，在资本积累的初始阶段，也不可能将自己有限的资金投向国家急需的重工业和近期效益不明显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单靠民间的原始积累及投入，不但周期长，且远远供不应求。加上当时国际环境严峻，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资金、技术和经济封锁，新中国没有条件也不可能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本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资金不足。所以，在当时情况下，毛泽东等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只有通过计划经济，实行工农业价格剪刀差，将农业、工业和商业等各行各业的利润集中在国家手中，才有可能有计划地进行重点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
再次，中国的经济结构为毛泽东等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实行计划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性质，使整个经济结构具有显著的特点，即封建官僚资本占整个工业的大头，其他资本只是官僚资本的附属和补充。以1949年中国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为例，官僚资本占总资本的641%，形成绝对优势；民族资本虽占总资本的247%，但对官僚资本却有很强的依赖性；外国在华资本占总资本的112%，又与官僚资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和外国在华资本，形成了国家资本，剩下的民族资本便成为国家资本的附庸。据1950年初统计，新中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共接管了2800多家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和2400多家金融企业，构成了建国初期国营经济的主体部分，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资料，如煤、电、粮、交通运输等基本上控制在国家手中，而作为当政者决不可能将国家控制的资源拱手相让，由私营企业主经营。所以说，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客观上形成了国家控制下的公有经济为主，私营经济为辅的计划经济雏形，这种经济状况也为建国初期计划经济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四、毛泽东等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选择计划经济的主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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