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抓革命，促生产”

　　“文革”中，毛泽东试图解决经济问题的一根思想主线，就是“抓革命，促生产”。

　　首先，他反复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在经济领域出现极为混乱的状况时，他总要采取各种强制措施使其保持相对的稳定。１９６６年８月，毛泽东在他审改多次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第一次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１９６７年上海爆发“一月夺权”风暴，毛泽东又指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2月，他要求实行“三支两军”。其中除了“支左”外，“支工”、“支农”、“军管”、“军训”都是为了保护生产和工作继续进行。3月，他又两次批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页。。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毛泽东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１１月又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抓住这一有力支持，在１９７５年开展了大规模整顿，国民经济建设出现了好形势。虽然毛泽东不能容忍对“文革”的否定，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但他并不允许像“文革”初期那样冲击经济领域。经他批准，１９７４年７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擅离职守的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把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１９７６年2月中共中央又传达毛泽东指示，运动“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1页。

　　其次，毛泽东在处理“革命”与“生产”关系时，又始终坚持一个偏执的原则：必须把“革命”放在首位，用“革命”促“生产”，不允许为生产而抓生产。由于他所说的“革命”，在当时主要是指“文革”，因此，所谓“革命”与“生产”的矛盾，代表了“文革”期间多数情况下的冲突。

　　早在１９６６年１月，就开始了“突出政治”是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还是生产业务的争论。《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各发表数篇社论，发生了论战。邓小平在全国工交会议上表态说：政治要统率业务，但是政治挂帅的结果，一定要落脚到生产上。毛泽东则在南行途中讲话说：我们不少同志，长期重业务、轻政治，谈起生产来津津有味，而对阶级斗争懵懵懂懂，兴趣不大。随后，《人民日报》的社论被批判为“反对突出政治”的“二元论”。“文革”开始后，在起草“十六条”时，原写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毛泽东将其改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进一步表明了他的态度。

　　“文革”全面发动后，与生产的第一次大冲突是1966年１１月的全国工交计划座谈会。国务院和各部委负责人主张工矿企业不搞“四大”，工人八小时以外“闹革命”，不搞群众组织和串联。中央文革小组则坚持要工矿企业也开展“造反”。１１月１０日王洪文等人制造了上海安亭事件，毛泽东明确赞成了张春桥先斩后奏的支持“工总司”造反的行为。从此，“文革”的动乱扩大到整个工交企业，农村运动也由“四清”转入造反夺权。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纠正了经济领域的部分极左错误。但不久，毛泽东又认为这是只抓小事，不抓大事的“倒退”。１９７３年５月毛泽东指出：各级领导同志不能只注意生产，不注意路线，生产当然要抓，但要注意路线问题。上层建筑搞不好，人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生产就搞不好。谭宗级：《周恩来与中共十大》，《国史研究参考资料》１９９３年。７月，他又批评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这一批评也写进了中共十大报告。

　　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主持整顿取得成效后，毛泽东不能容忍他系统地纠正“文革”的错误，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他批判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一度好转的经济形势又急转直下。

　　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思想中另一个误区，是他把人的精神作用拔高到一个不恰当的地位，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应该说，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中，我们党正是按照这一理论，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取得了不断的胜利。然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有限的，不能不取决于后者的根本变化。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在于他一方面在宏观指导上承认这一原理，另一方面又在具体政策上往往过分地强调人的精神、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作用。在“文革”中，他更是多次谈到：“物质是必要的，但并不需要那么很足。”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６４２页。

　　同时也必须看到，这是当时客观条件所局限的。中国的落后国情和20世纪60年代外部环境的封锁，也决定了当时经济建设必须较多地依靠人的奋发精神。如１９６４年制订“三五”计划时，农业和国防建设投资发生矛盾，毛泽东不得不改变了原来的安排，提出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

　　“抓革命，促生产”是毛泽东的一把双刃剑。他的根本失误在于，“文革”根本不是一场革命，因而也不可能促进生产，只能破坏生产。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文革”期间经济形势的特点：一方面，经济建设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另一方面，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四、下放经济管理权，开拓对西方经济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