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值得注意的是，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相比，经济领域的损失是相对较小的，国家的经济基础和运行机制没有大的改变，大的建设部署安排没有中断，“三五”、“四五”国民经济计划得到完成。除头三年外，总体上还是有所发展，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从１０年的整体看，年均仍有71％的经济增长。仍然取得进展的原因主要是广大干部群众在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生产；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国务院仍然发挥了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但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革”期间毛泽东在经济领域的举措是比较稳定和谨慎的。他虽然发动了一场冲击各个领域的“政治革命”，却注意到要“抓革命，促生产”，不使生产长期陷于混乱。他虽然提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一系列新的经济理论和观点，却没有贸然地予以实践，而是继续保持着１９６２年以后的经济体制。因此，探讨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应对“文革”时期毛泽东的经济理论和观点进行研究，这是一个不应该忘记的视角。
一、“备战备荒为人民”和“农业机械化”
这是“文革”前提出而在“文革”中被广泛宣传和执行的两个口号。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听取余秋里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时说：“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群众。”引自《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3页。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又总结性地提出：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毛泽东的这一认识是十分宝贵的。在“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之后的四年，他特别提出要为老百姓的生活着想，要备荒，不要搞得太紧张，无疑是接受了过去的教训，给为备战而兴起的大规模三线建设安上了一个限制阀门。根据这个精神，尽管三线建设占用了大批投资，使农业暂时不能得到更多发展，但总的来说，“三五”计划的投资和指标都是比较低的，没有出现“大跃进”期间的竭泽而渔情况。即使遇到了“文革”动乱，生产遭到冲击，农业仍然能比较稳定地持续发展。
与这一思想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农业机械化的规划设想。1966年2月5日，湖北省委向中央提交了一个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文件。3月12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回信说：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方面，对原材料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原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后再说。为此，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以上者），在超过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类，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
应该说，这些思想是符合中国当时国情的重要探索经验总结。
首先，中国是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国家，农业机械化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必须制定规划长期、持续地解决。其次，中国又是一个工业极为落后的国家，在中国工业化初始阶段的20世纪60年代，国家不能不把主要资金投入到工业化进程中，工业也暂时不能对农业机械化起到重要支持作用。因此，必须靠调动地方积极性，自力更生解决。再次，上述原因决定了在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中央对地方要予以大力支持，但这种支持不应当是“大跃进”时期的无偿调拨和集中投资，而是要通过地方自己生产留成和地方自筹资金向中央购买的准市场方式，动员群众，稳步地解决。最后，毛泽东还看到了在调动地方积极性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因素中，地方积极性不仅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关键，而且是促进农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如果地方没有积极性，即使实现了农业机械化，也不能解决农业问题。
如果循着这个思路继续发展，很有可能会超越农业机械化问题，出现一个改变当时的农业政策乃至生产关系以适合生产力的新探索——从“为人民”和“备荒”解决衣食的需要出发，给予地方甚至农民较大的自主权，由他们去自己解决吃穿问题，同时国家不再采取完全计划调拨和征购的方法，而是用市场流通手段，给地方甚至农民以承包的留成权力，准予发展地方和社队工业。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农业政策中的思想火花和当时制定的农业机械化规划一样，没有来得及进一步酝酿和发展，就被突如其来的“文革”中断了。被大力宣传的，是充满着理想色彩的“五七指示”。
二、“五七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