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布局不合理的状况由来已久。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农业比重很大，工业生产严重不足，而真正的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仅占10%左右，并且70%集中在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带。在恢复国民经济任务完成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留下的沿海地区和内地在工业和其他经济事业发展方面极不平衡的状态已经有了一些改变，但并没有根本改观。沿海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仍在70％以上，为了改变旧中国留下的这种不合理状况，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党和政府就开始为改善新中国经济发展布局进行积极地探索和部署。从改革开放前五个五年计划看，我国为改善经济发展布局进行了两次战略性调整和一次微调。第一次是“一五”和“二五”初期，五年计划在我国经济发展布局上以协调沿海和内地关系为主线，开始向内地推进，开创了工业布局的新格局。第二次是“三五”、“四五”时期，五年计划在经济发展布局上以备战和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为基调，急剧向腹地推进。第三次是“四五”后期和“五五”时期，五年计划在经济发展布局上逐步改变以备战为核心的战略，开始注重沿海地区的发展。几次调整看出，五年计划在安排经济建设布局时，有其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严重的教训。
一、侧重从国防考虑进行经济发展的布局，突出地强调战备需要
从国家安全出发，注重国防进行经济发展的布局是前五个五年计划的突出特点之一。在改革开放前的历次五年计划中，党和政府都能够很敏锐地从国际局势角度来思考国内的建设，这对我们今天进行生产力宏观布局仍有借鉴意义。
考察前五个五年计划，“一五”和“二五”计划比较客观的估计了国际局势。“一五”时期，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在多次的谈话、讲话中，指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但他们要打世界大战并非易事。随着1954年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举行，中共中央逐渐感到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现在可能给我们10年或者更多一点和平时期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页。。当然也估计到另一种可能：就是帝国主义搞突然袭击。基于这样的估计，中共在进行五年计划的经济发展布局时，侧重和平，强调充分利用沿海推进内地发展，同时适度备战。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一五”计划指出，在建设中采取合理地利用原有的工业基地和积极地着手创设新的工业基地——这两个方向互相结合，逐步地改变过去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并使经济建设的布局适应于国防安全的条件。《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23页。在“一五”期间，以150多个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主要配置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694个限额以上工业建设项目，绝大部分分布在内地，仅有较小的部分分布在沿海。这些项目奠定了我国现代工业的骨架。
这与从国防考虑布局的备战心理分不开。工业布局中重视国防因素是“一五”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则。“一五”计划编制时，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蒋介石集团还在妄图反攻大陆。中国共产党人在通过“五年计划”安排国民经济时，充分考虑国家安全，把新建的工业企业布置在后方地区。特别是国防工业企业，除有些造船厂必须摆在海边外，其他都没有摆在敌人飞机可以轰炸到的沿海地区。薄一波曾这样描述当时确定厂址的情景：“审查厂址时，要把厂址标在地图上，并用直线标出它与台湾、南朝鲜、日本等美军基地的距离，说明美国的什么型号的飞机可以攻击到它。”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页。1956年3月，毛泽东在听了交通运输基本情况的汇报后，从国防角度强调，“我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容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79页。毛泽东在他听取汇报基础上形成的《论十大关系》中，就备战和利用沿海的问题作了明确说明：“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就不对了。”《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因为“二五”建议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国际形势已肯定地趋向和缓”。据此，“二五”建议强调必须根据资源情况和合理布局生产力的原则，积极地充分地利用并且适当地发展沿海，支援内地。《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页。这有利于我国较好地调整和发展生产力的布局。
但进入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国际形势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影响和世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加上“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中共和毛泽东对世界形势做出了新的世界大战“迫在眉睫”，要准备大打，打核战争，以及“世界革命”就要到来的错误判断。新的五年计划据此制定，引起了中国经济发展布局由沿海向腹地的大推移。
最先制定的“三五”计划初步设想强调“吃穿用”为计划的重心。正是对战争危险过于严重的估计，在重新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中共和毛泽东就提出要以国防建设为中心，并以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为出发点编制规划，修改后的“三五”计划确定建设稳固的战略后方，建设“三线”为经济布局的重心。“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布局和投资分配以备战为指导方针，呈极度向内地倾斜的态势。从1965年开始的10年中，用于三线建设的投资达到2000亿元，占同期新增投资的434%，就全国而言，“大三线”以外的地区，投资比重都有所下降。这一时期，在集中向三线地区投资的同时，还将一部分工业比较密集的地区的工厂和研究机构搬迁到的西北、西南和中南地区。主要迁出地是上海、江苏、辽宁、北京等省市。
“四五”计划比“三五”计划更突出地强调战备，强调计划重点是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改善工业布局。按照“四五”计划，1970～1972年我国国防工业投资达9123亿元，占同期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16%左右，《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页。成为1949年至1985年中国国防工业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比重最高的三年。“四五”计划期间，三线地区国防科技工业的投资每年达到25亿元，比“三五”计划时期的年均投资增加48%。“四五”计划与“三五”相比，由于抵御苏联的军事威胁成为重点，出现了针对苏的“三北地区”（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原来作为三线的华北、西北部分地区的建设项目，向更靠近内部的地区迁移，备战气氛更浓。
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开始趋于缓和，我国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迎接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实现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因此，在工业布局和投资分配上以国防为第一原则的依据不再充分。在这种背景下，国家计委对“四五”纲要草案进行了修改，在其中提到：在重点建设内地战略后方的同时，必须充分发挥和适当发展沿海工业基地的生产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页。
二、经济发展布局以平衡沿海和内地关系为主要内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