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方针的指引和推动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和谐文化建设，继承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吸收外国文化有益成果，教育、科学、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和其他各项社会事业不断开拓创新，使中国人民的思想状态、精神面貌、文明程度和道德素养发生了深刻变化，促进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即把文化建设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积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探索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道路。当代中国研究所刘国新研究员的《新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回顾》，通过梳理和总结新中国的文化发展历程，系统阐述了新中国文化建设在各个历史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和经验教训，认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改革的精神破解发展难题，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时代挑战，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一道富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风景线。中国人民大学杨凤城教授的《新中国60年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与方针、政策研究》，从执政党的文化理论和方针政策的角度，阐述和分析了文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形成的历史条件、历史作用和历史局限，重点阐述了新时期以来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针的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思想下的多样化文化建设方针，认为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文化理论和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促进了新中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的《“全球化”与当代中国宗教》，从分析经济全球化对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影响入手，着重研究了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环境下中国五大宗教的发展态势，并针对目前“教外有教，教内有派”等多元化、互渗型的新走向，提出了相应的新思考和新对策。

　　自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和当代社会史研究进一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中共中央党校柳建辉教授的《中共执政60年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深刻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历史性变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形成，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广度和深度，同时昭示了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山西大学副校长行龙教授的《“自下而上”：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社会史视角》，分析和指出了当前对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村研究中过分集中于上层政策的偏误，主张加强“自下而上”的农村社会史研究，更多地关注亿万农民的生存环境、日常生活、人际关系和精神心理状态，多角度地认识集体化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

　　关于新中国国防建设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新中国的建立彻底结束了近代中国国防衰微、备受欺辱的历史，国防和军队建设向着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目标阔步前进，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倡导和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断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外交战略的重大转变，广泛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文化交流，正确处理大国外交、周边外交、与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外交的关系，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的不断提高。

　　国防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科学院战略与战争理论研究部原副部长齐德学研究员的《新中国成立60年来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特点和几点启示》，通过回顾新中国60年来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历程，深刻分析了新中国始终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在极为薄弱的基础上推进现代化建设、经历曲折的探索过程和有所为有所不为等基本特点，进而总结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跟踪世界军事发展形势和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主创新道路等历史启示。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张星星教授的《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集中围绕中国共产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绝对领导制度，系统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军队，积极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制定和不断完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坚持听党指挥、忠于国家和服务人民的高度统一等重大决策与举措，认为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是适合中国国情、独具中国特色的国防和军事领导制度。

　　新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实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原所长于沛研究员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道路：1949—2009年》和当代中国研究所丁明研究员的《审时度势，铸就辉煌——对新中国外交战略演变的历史回顾》，系统总结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和发展，认为中国的“和平外交”和“和平发展”，是中国发展道路最突出的特点，不仅实现了自身发展，而且成为人类文明持续进步的强大动因，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愈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中共中央党校宫力教授的《改革开放与中国外交》，集中研究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与对外关系持续发展的良性互动，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加快了与世界潮流的融合，强化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基础，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进了与国际社会互相合作、共同发展，为国际社会提供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美国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的《邓小平与中国的对外开放：1977—1979年的中美关系》，依据翔实的文献资料，研究和论述了邓小平为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的艰辛努力和重要贡献，以及在此过程中为中国确立对外开放政策奠定的重要基础。美国华盛顿大学沈大伟教授的《中国外交60年》，概要阐述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外交环境、外交格局和国际地位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着重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美国、欧洲、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外交关系的发展。印度德里大学莫汉蒂教授的《印度与中国：相互竞争的霸权国还是民主化力量？》，认为印中两国的迅速发展代表了当今世界推进合作与平等和自主自决进程的新生力量，将对世界经济和政治进程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