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МВ亚历山徳洛娃出版了《俄中的边境贸易关系》一书。同年，还出版了文章集《俄罗斯—中国：全球化条件下的合作》。
2006年，长期担任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的罗高寿出版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俄中关系》一书。在这本书中，作者对俄中双边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和俄中双边关系发展成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程进行了描述。
2007年，ЮМ加列诺维奇出版了自己的专著《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中关系》。这是作者以2005年在北京外交学院讲授俄中关系史的讲义为基础而编写成的一本专著。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市的远东地区各民族人民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所长ВЛ拉林，对20—21世纪之交的这25年俄中双边关系和俄中关系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叙述。在这本书里，作者涉及了两国边境地区的民族范围划分、移民过程和文化互相影响的问题。
2006年，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的远东地区各民族人民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的研究人员НП里亚布琴科，对苏中对抗年代（1969—1982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作者分析了苏中对抗的原因和性质、中国在1969—1982年期间对苏关系的内外政策方面。
2006年，ВС库兹涅佐夫出版了《中国对外政策中的佛教因素》一书。
2007年，曾经在中国和美国工作过的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外交学院副院长Е巴扎诺夫出版了自己的《中国：从中央帝国到21世纪的超级强国》一书。在对不久的过去进行回忆的同时，还设了“来自使馆的观察”这一专章。
2008年，长期在华工作过的苏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РШ库达舍夫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生活》。
2008年，季塔连科、邦加徳-莱温、杰列维扬科、米亚斯尼科夫四位院士等编辑出版了《拓展学术的疆域：祝贺齐赫文斯基院士90大寿》。
2009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СГ卢加宁出版了《欧亚大陆上的俄罗斯和中国》一书。
对社会政治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
在研究经济发展的同时，俄罗斯学者对我国社会政治史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们对中国国内的发展情况、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国正在实施的各项改革加大了研究力度。出版了一些覆盖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历史阶段的重要的文件汇编，如《毛泽东：中国革命和建设》，其中收录了毛泽东1950—1964年的12篇文章。出版了邓小平文选《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007年，出版了《1999—2007年的俄中文件汇编》。这是俄罗斯外交部1999年出版的《1949—1999年的俄中文件汇编》的续集。
2007年，圣彼得堡大学教授БГ多罗宁编辑并出版了《中国的宪法和政治体系》（教学参考书）。该书收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宪法的中文和俄文版，讲述了中国的政治体制。
2000年，ЮМ加列诺维奇出版了一本书，名为《邓小平做得对不对，抑或说是世纪之交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在这本书中，作者叙述了一些中国人的观点，他们对中国当局的官方政策持批评态度，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2001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一些学者集体推出了一本书《如何治理中国——20世纪80—90年代的权力结构变化》，这本书后来还再版过一次。这本书的特点就是对中国三种不同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这些不同的制度就是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三种制度。在这本书中对行使权力机制的政治党团的行动进行了研究，对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代表制度进行了考察，对法律部门、监督部门和执行权力部门的功能进行了考察。
2002年，ВЯ罗曼纽克出版了一本专著《中国奇迹的神话和现实：如何与中国人做生意？》，其中向人们展示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即中国的神话和现实。罗曼纽克认为，中国的经验对俄罗斯和俄罗斯的改革是有益的。他强调指出，中国与俄罗斯不同，“中国拥有自己经过大量实践检验过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这些战略和政策都在实施之中。他向人们讲述着，中国的生意是怎么进行的，也给人们出谋划策，怎么与中国人做生意？针对中国奇迹这一话题，ЮМ加列诺维奇在自己的《中国奇迹还是中国死胡同？》中提出了让人诧异的观点。他认为，“没有任何根据来谈中国的经济奇迹”、“中国在最近几年没有任何奇迹可谈”、“中国进入21世纪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奇迹的”（见该书第6页），与其说是中国奇迹，“还不如说是中国死胡同”。他写道：“在谈中国局势的时候，如果看看问题的严重性和这些问题已经牵扯到成千上万人的命运，那用‘死胡同’这一术语是说得过去的。”特别是，他对А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奥斯特洛夫斯基认为，中国是一个在最近几十年的改革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家，而俄罗斯却没有取得巨大的成就，而加列诺维奇则不止一次地向研究中国的同行灌输自己的观点，随声附和某些人的观点。ЮМ加列诺维奇认为，作为一个民族，中国因其人口过多，今天已处于灭亡的边缘，为满足居民生存的国内资源正在消耗殆尽（见该书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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