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邓小平在1989年5月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曾经作过这样的回顾：“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绝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295页。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坚持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并向中苏边境不断增兵，向蒙古派驻军队，对中国形成了严重的威胁。1965年6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题为《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文章，指出苏联新领导“原封不动地继承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全部衣钵”；强调如果要革命，要反对帝国主义，要支持人民的团结，都“必须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王泰平：《新中国外交50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22页。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中共决定不派代表出席。两党关系由此中断。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在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绝对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同上书，第923页。

　　在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同时，中美关系仍处于僵持状态。朝鲜停战以后，中国希望美国从台湾海峡撤走其武装力量，使中美关系得以缓和。但美国仍采取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不仅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还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与此同时，美国在联合国极力阻挠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并对越南发动了侵略战争，对中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在紧张而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如何坚持独立自主，反对来自各个方面的霸权主义，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利益，是中国共产党考虑的首要问题。在中苏关系不断恶化，中美关系仍处于僵持状态的形势下，中国把外交战略调整为“两面出击”，即“打倒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同时，对战争危险也做出了严峻的估计，从准备最坏的可能出发，立足于早打，大打，立足于几个方面都来打。备战成为中国在这一时期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的重要内容。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大大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1953年底，中国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时，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一项完整的对外政策原则。1956年7月，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主权收归国有。英、法、以三国在美国支持下，发动了对埃及的侵略战争。中国政府明确支持埃及政府维护主权的斗争，坚决要求英国等国立即停止对埃及的侵略。1957年和1958年，加纳和几内亚先后独立，奏响了非洲国家独立高潮的序曲，1960年被称为“非洲独立年”。中国政府不但立即承认了这些新独立的国家，还先后同许多非洲国家签署了友好条约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加强了在政治、经济上的互助合作关系。拉丁美洲历来被美国视作可以任其摆布的“后院”。中国革命胜利后，美国极力阻挠拉美国家与新中国进行官方接触。1959年，美国“后院”起火，古巴爆发革命，建立了红色政权。1960年9月，中古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新中国同拉美国家外交关系零的突破。

　　与此同时，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努力加强同西欧、大洋洲和日本的关系。一方面同已建交国家，如瑞典、瑞士、挪威、芬兰等加深了友谊，另一方面，对尚未建交的国家开展民间交流和贸易往来。1964年1月，中法正式建交。在西方大国中，法国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由于采取了正确的外交政策，积极增进同广大亚非拉国家的交往和友谊，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其他国家建交的第二个高潮。在这些国家中，既有亚洲、非洲国家，也有拉美的古巴和西欧的法国，表明新中国的对外关系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下仍有新的发展。

　　尽管“两面出击”使中国陷入与苏美同时抗衡的不利局面，外交面临严重的压力，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实行这一战略加快了中国独立自主进行建设的步伐。中国在建国仅仅十几年后，就先后独立完成了原子弹和氢弹的试验，人造卫星的研制也获得成功；与此同时，中国把对外关系的重点转向广大亚非拉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为中国外交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也为日后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在国际上赢得更多国家的尊重和支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条线，一大片”（20世纪70年代）

　　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广大亚非国家纷纷独立；西欧、日本崛起；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由于美国深陷越南战争，不得不有所收缩，苏联则趁机增强军力，加紧对外扩张。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力量对比上发生了改变，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

　　1969年初上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认识到美国遇到了严重的挑战，仅靠自身的力量，要想称霸世界已经力不从心。因此，从维护美国的利益出发，尼克松开始调整对外政策。3月上旬，戴高乐赴美参加艾森豪威尔葬礼时，尼克松向戴高乐表示，他决定同中国对话，请戴高乐向中国领导人转达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7月，尼克松宣布对中国放宽贸易和人员旅游的限制。10月，尼克松让基辛格通过巴基斯坦领导人通知中国，美国将停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活动。

　　毛泽东、周恩来一直在密切地关注国际局势的变化。由于苏攻美守态势的形成，中国面临来自苏联的严重军事威胁。1968年军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在珍宝岛制造武装冲突，这些都使中国领导人更加提高了对苏联霸权主义的警觉。因此，当尼克松发出缓和美中关系的信号时，毛泽东立刻抓住时机，毅然决定打开中美关系，摆脱与美苏同时对抗的不利局面。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特邀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典礼。12月，毛泽东又在会见斯诺时，请他转告华盛顿：“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8页。1971年4月，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美国乒乓球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应邀访华的美国团体。“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震动了世界，促进了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缓和。1971年7月，受尼克松总统派遣，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转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毛泽东同他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周恩来同尼克松举行了会谈，并于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中美联合公报的签订，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并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原则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