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承并发展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思想，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国际形势的新特点，在外交政策上陆续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特别是在对外关系中确立了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的政策，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思想。

　　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80年代国际上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并充满危机的年代，但是“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开幕词中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共十二大报告也强调：“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从来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我们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同我们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崇高的国际义务是一致的。建国三十三年来，我们以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40页。1984年5月，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邓小平更明确地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我们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1985年4月，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环境，我们搞什么建设!”同上书，第116—117页。

　　1986年3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第一次把中国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分十个方面阐述了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第一，中国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第二，中国主张世界所有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第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第四，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第五，中国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努力在这个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恢复和发展正常关系，和睦相处，友好合作，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第六，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坚持把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工作的一个基本立足点；第七，中国反对军备竞赛；第八，中国坚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中国的开放政策面向全世界；第九，中国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广泛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开展积极的多边外交活动；第十，中国重视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1986年4月14日《人民日报》。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最能体现这一时期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莫过于中国处理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美苏两国政局都发生了变化。美国里根政府上台前后，对中美关系做出错误判断，认为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有求于美国，只要美国对苏强硬，则无论美国在台湾或其他问题上如何作为，中国都会忍耐。因此，里根上台前公开提出与台湾“重建官方关系”的所谓“倒联络处”方案，上台后又加紧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伤害。对此，中国政府做出强烈反应。邓小平严正指出：“任何从中美关系现状倒退的言行，都将损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若以为中国怕苏联，有求于美，即使里根的有关言论付诸实施，中国也只好吞下，那完全是妄想。”“（如果）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在台湾问题上如果需要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只能面对现实，不会像美国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只要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7页。邓小平以明确无误的语言，表达了中国在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也使得美国方面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双方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在1982年8月17日签署了著名的《八·一七公报》，美方在公报中不得不重申“一个中国”的原则，并承诺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年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坚决捍卫主权和国家利益，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才迫使美国方面回到中美建交的基本立场，放弃了恢复美台官方关系的企图，并做出“逐步减少，最终停止”售台武器的承诺。此后，中美关系进入一个较为平稳发展的阶段。

　　在同苏联关系问题上，中国也完全依照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原则，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国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和苏联对华政策的新动向，及时进行调整。中国一方面坚持原则，坚决反对苏联在对外事务中霸权主义的行径，坚持要苏方采取实际行动，消除阻碍中苏关系发展的“三大障碍”，另一方面又不急于求成，也不会因为改善中苏关系而重返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对苏联方面提出共同“对帝国主义势力采取鲜明的阶级立场”的要求，中国依据自己的政策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霸权主义行径做出适当反应，但拒绝同苏联采取共同行动，很好地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世界格局经历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大的变化，中国也发生了北京政治风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利用这一形势对中国施加强大压力，对中国进行制裁，迫使中国出现像苏联东欧那样的演变。面对严峻局面，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对外关系指导方针。邓小平指出：“中国内政决不容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视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站立不起来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332页。正是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政府坚持了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政策，成功地应对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格局变动造成的冲击和挑战，中国没有被压垮，保持了政治局势与社会的稳定、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到，“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具体的做法，还是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下，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得到全面执行，并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新的外交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它们的内涵。中国外交独立自主的特性更加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