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贯彻执行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捍卫独立、维护主权、赢得尊严的机会。新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把清除历史上外来侵略的影响,摆脱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桎梏和屈辱作为优先任务,为独立自主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扫清道路。早在1947年10月10日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就明确宣布:“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首先提出在对外关系中“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两条方针。“另起炉灶”的方针明确了新中国政府将不承袭国民党政府与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而要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各国重新谈判,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这一方针的实行旨在彻底割断旧中国与列强的不平等关系,“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9页。。“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则明确了新中国将首先致力于清除国内帝国主义残余势力及影响,取消他们的特权,而后再考虑同他们建交问题,以免使中国的独立受到影响。为此,新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彻底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特权,收回了外国在中国的兵营、地产,恢复了中国在关税政策和海关管理上的自主权,全部收回了中国领水主权,从而为新中国同西方国家开展平等互利的往来奠定基础。这两条方针的提出和实施充分体现了新中国外交鲜明的独立自主的特点。这两大政策与“一边倒”战略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关系的“三大方针”。1952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国驻外使节会议上阐述新中国实行的和平外交政策时,在“三大方针”之外又补充了三条方针,即:“礼尚往来”,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按照针锋相对、后发制人的原则,根据情况采取对应的外交行动;“互通有无”,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与外国做买卖;“团结世界人民”,即不仅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还要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巩固和发展国际和平力量,扩大新中国影响。同上书,第51页。这六条方针构成了新中国初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原则,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特点。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不论是在处理与敌对国家关系时,或是与兄弟国家发展关系中,都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利益放在第一位,坚定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反对任何损害中国的独立、主权、安全和尊严。
从新中国建立到50年代中期,中国外交采取了“一边倒”的方针政策,明确宣布中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这是当时形势下的一种必然选择。作为“一边倒”政策的具体体现,1950年2月,中国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承诺向新中国提供多方面援助,帮助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这对于巩固新中国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使新中国在美国为首的反华敌对势力封锁包围中渡过了建国初期的难关,增强了独立自主捍卫国家主权的能力。但中国在实行“一边倒”政策的同时,也坚决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和利益。尽管中国同苏联结盟,但双方关系也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毛泽东、周恩来曾多次明确指出,对苏联不能有依赖之心,对苏联的经验不能盲目照搬,要用自己的脑袋思考,用自己的腿走路,“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原则,促使苏联方面答应废除雅尔塔秘密协定中有关苏联在中国东北获取的不合理、不平等权利,同意归还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在事关主权的原则性问题上,中国领导人都坚持寸步不让。周恩来明确表示:“我们对外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2页。实践证明,中国实行“一边倒”的政策也是以独立自主为基础。后来,中苏关系发展出现逆转,中苏同盟破裂,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不能容忍苏联领导人利用其大党大国地位,企图迫使中国放弃独立自主原则,服从其指挥棒,而中国不断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行径提出批评,抵制苏联企图控制中国的一些错误做法,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
也正是依靠独立自主原则,中国在五六十年代顶住了美国和西方反华势力的封锁和压力。面对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武装侵略和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以及在台湾海峡地区制造紧张局势,中国毫不屈服,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抗争,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终于打破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封锁和孤立中国的局面。而后中国又在70年代,一方面为对付来自苏联的威胁,改善同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对于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在台湾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给予坚决斗争。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不仅表现在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和尊严不容侵犯,同时也尊重他国的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对他国侵略和干涉的行径。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中国坚定地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同时,中国尊重亚非拉各国人民和政府对本国制度和内外政策的选择,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和平友好睦邻关系,以及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始终强调,国家不分大小、贫富,一律平等。中国虽然尽力支持和援助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建设,以及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的正义斗争,但中国一再强调,这种支持和援助是相互的。
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同时,为了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进行经济和社会建设,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中国坚持和平外交的原则,一方面是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与各国间在平等基础上的和平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在国际舞台上,坚定地同世界和平力量站在一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努力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成为指导中国处理同其他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同世界许多国家建立、发展了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并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与大部分邻国和周边国家解决了领土争端以及诸多的历史遗留问题。同时,中国高举反帝、反霸旗帜,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进行坚决斗争。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到1965—1973年的印度支那战争,中国为反对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侵略扩张,支持朝鲜和印度支那人民捍卫国家主权领土的斗争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付出了巨大牺牲,为世界和平及正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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