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调整后的中国外交战略轮廓已经出现，它包含以维护世界和平为目标的反对霸权主义、独立自主的外交两个内容。这里所说的反对霸权主义，已不是特指苏联，而是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萧冬连：《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6页。它是对毛泽东时代“一条线”、“一大片”战略的一个调整。而独立自主，是指“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同上书，第356页。。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进一步对“独立自主”作了阐述：“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我们同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关系。”同上书，第551页。它表明中国的外交战略已经摆脱了通过构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思路，力图使自己站在两强之外，避免卷入他们之间的争斗，通过独立自主的外交，使中国获得更大的外交空间，来维护自己的安全。同时，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又有利于中国同各个国家发展经济关系，为中国正在推行的对外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服务。

　　在1985年6月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阐述了中国在对国际形势和对外战略上的两个重要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转变，是中国的对外政策。我们改变了过去“一条线”的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22、323页。

　　这个讲话标志着中国在80年代上半期的外交战略的调整已经完成，清晰地表现为以维护世界和平为目标（反对与制止战争，其中实际上包含了中国的安全不受威胁的内容），以反对霸权主义为手段（表明中国把霸权主义看作是对中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以独立自主为方式。而这个外交战略在实施上的调整早就从80年代初就开始，到80年代中期后半期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坚持反霸，决不当头，是邓小平外交战略中的一个基本原则。不当头，即表明中国不准备领头构建任何国际体系，不结盟，不组建集团政治。不当头，可以避免与西方大国发生正面冲突，也避免中国被卷进集团政治而不能自拔。在世界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相差极为悬殊，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也极为悬殊的情况下，不搞集团政治、不当头，可以使中国减少与西方国家对立的机会，也减少因构建集团政治而带来的负担，以利于中国为集中精力进行建设争取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不当头，是为了减少在外交上不必要的负担，但并不因此而放弃对国际事务中是非曲直的立场，而是“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搞战争，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这样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分量就更加重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页。。

　　在反对霸权、独立自主、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战略下，中国形成了“立足亚太，稳定周边，走向世界”的方针。萧冬连：《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在对外关系中，把安定四邻，睦邻友好作为对外关系的重点，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的外交战略为国家安全服务的性质，即在世界上主要的超级大国不直接构成对我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把维护国家安全的中心放在周边和亚太地区。这是由于我国所面临的地缘环境十分复杂，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繁多。中国陆地边界228万公里，陆上邻国15个。中国大陆海岸线18万公里，海域邻国6个。除俄罗斯外，中国是邻国最多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既有世界性大国俄罗斯和日本，也有地区性大国印度，也有极不发达、极不稳定的国家；既有仍存在着严重冲突或对峙的印巴、南北朝鲜，也有跨民族、跨宗教而带来的分裂主义威胁。同时。中国与周边邻国还存在多处边境领土争端、海洋领土争端和权益争议。此外，美国在亚太地区有针对于我的军事存在。楼耀亮：《地缘政治与中国国防战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185页。在这种条件下，立足亚太、稳定周边的外交方针对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来说，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立足亚太、稳定周边的方针指导下，中国政府主张采用“和平协商、互谅互让、合情合理”方针，来解决、缓和与周边国家在领土争端、权益争议方面的问题。对于一些在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领土争端问题，邓小平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这些政策，对改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发展谋取了国际环境的改善。

　　1982年前后，中美关系出现摩擦，苏联领导人向中国发出和解信号。这为中国着手调整外交战略，打破中苏僵局提供了契机。作为外交战略的先导，中国不再提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它表明中国已经开始改变以某一个超级大国为主要对手，构筑国际统一战线的做法。在意识形态上，中国缓和了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国内政策的批评，确立了发展党与党之间关系的四项原则，不干涉其他党内部事务，以扩大与这些国家交往的空间。在同时与美国保持稳定关系的情况下，中国开始着手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在80年代末中苏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后，中国在建国之后第一次谋得了对外关系上这样一种局面：避免卷入两强之争，同时与美苏保持良好关系，从而争取到一个比较好的安全环境，也使对外开放成为可能。萧冬连：《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80年代后期，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考，推动着邓小平对外交战略做进一步的补充。他认为，虽然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但要最终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关系到建立国际政治的新秩序，而这个新秩序应该结束霸权政治，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发展方面的问题更多，是个南北关系问题，需要放到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解决，也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成为邓小平对国际问题和外交战略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413页。它实际上在维护世界和平之外，提出了一个新的、更高的战略目标，即改造原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建立新的更为公正与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虽然在随后的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中，这个目标并没有进一步的展开。

　　1989年中国经历了政治风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进行了制裁。在与西方国家针锋相对的斗争中，使邓小平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了更深的认识，更明确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的重要性。他指出：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看清了这一点，就有助于认清问题的本质，总结经验教训。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同上书，第445页。反对霸权主义，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更突出了。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变天，以及苏联最终瓦解，使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动荡。对于这个国际形势，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同上书，第435页。，以后又提出了“韬光养晦”。我们认为，这是国际局势的力量对比朝着不利于中国变化的情况下，邓小平所提出的应对之策。尤其是韬光养晦，是一种敌强我弱条件下的对策，而不是一种外交战略。在外交战略上，邓小平并没有对原来的外交战略提出修正。1990年3月3日，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同上书，第447页。这两条内容可以说是邓小平对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新的外交战略的概括。其中，以独立自主的方式反对霸权，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外交战略贯穿了邓小平时代。而对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战略目标，可以认为是邓小平所认识到的一个新的问题和任务，但是，他还没有提出更为详细的如何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途径与方法。因为就建立国际新秩序而言，仅仅强调反对霸权主义，通过独立自主的方式，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不够了，它必须要形成一种力量，能够推动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改变。而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这样一种力量。

　　综观邓小平时代的外交战略，它是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和国家战略调整的需要，而在对原有的外交战略调整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个调整，体现了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开创了一个对外关系的新时代，为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改革开放提供了条件。从这种战略转变中可以看出，对于世界大战是否会打起来的重新判断，突出地反映了邓小平把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的考虑。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更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点，强调任何时候都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在这个前提下，邓小平时代的外交战略也很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实现国家统一服务。

　　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交战略

　　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邓小平关于反对霸权、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是在两极争霸的条件下形成的话，那么90年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基本的国际格局，是冷战结束以后只有一个超级大国，一个现存国际体系的格局，同时多极化的趋势在不断发展。这个国际格局成为决定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出发点。

　　199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交战略目标的定位是：“我们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有利于我的和平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服务。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外交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28—529页。可以看出，虽然没有使用国家利益的概念，但就外交工作的目标而言，指的就是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