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这个阶段中国的外交战略，从“反帝反修”到“一条线”、“一大片”，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的特点，它虽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又不完全受意识形态束缚，而从中国的国家利益着手，对所面临的威胁和国际社会中所可以争取的力量进行具体的分析，从而能在不利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反对最主要的威胁来源，使自己处于相对主动的地位，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态势。同时，对于中国外交而言的收获是，使中国的对外关系在70年代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实现了与日本、美国、西欧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在10年间从56个增加到124个，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开辟了建国以来最广泛的外交格局。由于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外来干涉，维护民族独立，支持向发达国家争取平等的经济秩序而斗争的立场，从而赢得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并使中国于1971年重返联合国。

　　毫无疑问，这个以反苏为目的的统一战线，也具有自己的局限性。由于它目的集中于反对苏联的霸权，与有些国家之间利益的共同性上就具有相当的局限。首先，它削弱了中国与对苏联有好感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使它们进一步倒向苏联；其次，与美国进行反苏的战略合作，虽然有利于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但也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中认为中国转向了美国，不利于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即使是在与日本的关系上，由于强调反霸条款，使日本担心被拖入“反苏行为”的目标，影响日本与苏联之间的缓和，也使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一拖再拖，直到中国最后采取了灵活性，对日本关于“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表示同意时，中日双方才于1978年就和平友好条约达成协议。参见萧冬连：《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第13章《缔结友好——中日建交与缔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它表明，以反苏为目的建立统一战线，具有很强的刚性，与处于中间地带，尤其是与苏联有利益牵涉的国家之间形成矛盾，使中国的外交失去灵活性。

　　回过头来看，这个战略中既有现实主义的内容，也仍然有超现实主义的成分。现实主义内容是：它明确地捍卫了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超现实主义的成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完全摆脱受一个世界革命的长远目标所支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性估计过高，对世界革命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因此在外交中除了以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为目标以外，还把支持亚非拉人民革命作为重要的目标。

　　从总体上看，这个阶段的外交战略已经基本奠定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基础，而且在重大的国际格局的变动中和关键时刻具有高瞻远瞩的视野和务实地调整对外政策的能力。因而，即使在“文革”那样的国内乱局中，中国的外交还能取得重大的进展和突破。

　　毛泽东时代始终把国家的安全和主权放在第一位，是这个时期的鲜明特色。不信邪，不怕压，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充分体现在这个时期我国的外交战略中。在面对极为强大的对手的情况下，毛泽东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但在具体的战术和策略上又十分重视敌人和对手，能够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努力争取团结大多数力量，来追求自己在战略上的目标。在新中国刚诞生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敢于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在朝鲜战场上进行较量，使中国能够面对强敌屹立不摇。在面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能够抓住国际格局变化的机遇，通过与美国改善关系，在力量极不对称的情况下，形成国际社会中大三角的关系，改善了中国的安全态势。这段时期共和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上的历史，成为我国的宝贵财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战略，我国就难以站得住，也就不可能有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以及以后的改革开放。

　　同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人的认识也不能不受历史的局限。毛泽东在相当程度上突出了对战争危险的判断，突出了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强调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把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斗争看作是在并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并且对时代的判断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帝国主义现在是处于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版，第347页。，因此整个对外关系中更多地考虑了与帝国主义的斗争，而对争取和平共处壮大自己留下的空间不够。“文革”对所谓“三和一少”的批判，不是简单的外交方针上的分歧，而事实上隐含着对时代特征认识上的分歧：中国处于一个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殊死决斗，你死我活的时代，还是一个不得不争取和平共处的时代？是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还是一个争取和平的时代？这个判断，实际上要到邓小平时代才得到解决。

　　邓小平时代的外交战略

　　1976年，中国走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1977年邓小平复出，1978年，改革开放正式启动，从此中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新时代的标志并不是以国家对外战略的转变为标志的，而是以国家的对内发展战略的转变（即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标志的。

　　随着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的安全处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仍面临着复杂的局面。特别是要转向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国际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领导层于80年代形成了对国际形势新的判断。

　　在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革命”的动乱之后，对于邓小平来说，最迫切的是要把中国从原有的轨道转移到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去，以使中国能够尽快地发展起来，同时，使中国能够尽早实现国家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所处理的战略，首先是我们所说的国家战略的概念，即包括中国的安全战略、发展战略和国家统一战略。1980年1月，邓小平所说的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加紧经济建设。其中，核心是经济建设。《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实际上这三件事勾画出了中国国家战略的基本框架。这个国家战略，实际上是对毛泽东晚年的国家战略的一个重大调整。我们考察邓小平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也不能离开这个国家战略的框架背景。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走上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同时，也必然面临着根据新的情况，根据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的任务。从国家对外战略的角度来看，需要根据中国的国家利益，来对所面临的威胁做出判断，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制定新的外交战略。要进行这样的战略调整，需要回答这样几个问题：

　　中国要进行现代化建设，国际形势是否允许？中国是否面临着一个世界大战即将打起来，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备战上？还是有可能集中力量搞现代化建设？中国是继续执行毛泽东时代制订的“一条线”、“一大片”，即联美反苏，组织反苏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还是要根据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制定新的外交战略？如果要制订新的外交战略，其战略目标应该是什么？

　　这些问题的核心是中国的安全是否处于有保障的状态，中国是否有可能取得一个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

　　从1978年到1980年，邓小平同志认为：世界整个形势趋向紧张、不安宁，其根源是霸权主义争夺的结果。面对战争爆发的危险，各国政治家除注意提高警惕外，应找到一条延缓战争爆发的办法，而不能无所作为。《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他认为：我们的政策是，争取拖长，争取更多一点、更长一点的时间，延缓这个战争的爆发，这样对我们有利，也符合是绝大多数人民的愿望。现在这件事情，还是我们提出的口号，也就是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叫做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同上书，第171页。在这个时期，邓小平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而是在思考在原有的判断下，有没有可能延缓战争的爆发，来争取可以进行建设的时间。

　　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是从80年代初期开始的。苏联从入侵阿富汗后，面临内外多方面的困难，对外扩张的势头下降，而美国开始在战略上转为攻势。中国已不像70年代那样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威胁，也不必担心美苏联手来对付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再实行联美反苏外交战略不仅不必要，甚至可能会继续卷入美苏冲突而失去选择自由。只有保持独立自主，才能在两极争霸中作为独立的力量，发挥战略平衡作用。萧冬连：《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1982年12月，邓小平指出：“中国同任何国家的关系都是从战略观点出发的。中国的战略概括起来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页。

　　在确立了维护世界和平这个战略目标，和反对霸权主义这个实现战略目标的途径之后，进一步的就是确立能实现这个外交战略的政策。1983年11月，邓小平在谈到中国的外交政策时强调：我们这样的一些国家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认为，有资格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有美苏两家，没有别人。这是近几年我们对事物观察后的看法。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更有利于争取和平。《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