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情报总局副局长、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人汤姆·芬根和罗伯特·哈钦斯在他们主持编写的《大趋势——2020年的世界》中写道：中国“作为主要的新崛起中的全球力量……将会改变地缘政治的图景……将会迅速成长为经济和政治大国”。“大多预测表明，到2020年，中国的国家生产总值（GNP）将超过除美国以外的所有的西方经济大国各自的国家生产总值。”他们还认为，“全球化大体上不可逆转，很可能变得不太西方化”。只要“不出现全球化的突然逆转现象或发生大的动乱”，中国作为“新兴强国的崛起将是无庸置疑的事实”。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大趋势——2020年的世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无论从世界贸易的规模、资本的流动，还是从国际投资、人口迁移等方面看，经济全球化都在迅速发展，但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不会全球均分，全球化的利益不是全球性的。只有改革开放，才有可能趋利避害，牢牢把握住主动权，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优势，使中国享有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二

　　1987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提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目标，即20世纪末达到小康，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他还说，“如果达到这一步”，那就是“真正对人类做出了贡献”。《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如果”，正在成为现实。

　　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３倍多，我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四。我们依靠自己力量稳定解决了13亿人口吃饭问题。我国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高到21737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对外投资大幅增长，实际使用外资额累计近10000亿美元。从1978年到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3786元，实际增长6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140元，实际增长63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成倍增加。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截至2008年6月底，中国累计免除亚非等49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247亿元；提供各类援款2065亿元，其中无偿援助908亿元。

　　“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的经验及其意义时，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它的主要内容是求变、求新和创新，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努力创造一种有利于持续与公平发展的环境；积极维护国家主权，在保持国家独立的同时实现迅速增长。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在发展经济和完善管理的同时，改善社会。雷默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足可效仿的成功榜样，对这些国家来讲，“北京共识”提供了新的道路。雷默说：“中国的新思想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正在指引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乔舒亚·库珀·雷默：《北京共识》，见乔舒亚·库珀·雷默等：《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7、44页。雷默的文章发表后，“北京共识”或“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概念迅速在世界上流行开来。

　　讲到“北京共识”，不能不联系到“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是“华盛顿共识”的基础，正是和实施“华盛顿共识”给拉美国家带来的灾难相比较，创造历史奇迹的“中国道路”才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在经济全球化的广阔背景下，诸如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瑞典模式和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俄罗斯模式、印度模式、东亚模式和非洲模式等，都不同程度地会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对此，我们应高度警觉，保持清醒的认识：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决不搞“全面私有化的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国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全盘私有化，中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指导。这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30年探索后找到的正确道路。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保持与经济全球化同步的同时，成功地保持了中华民族的自主性和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顺应历史潮流，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化，但始终强调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平等合作和互利共赢，决不会走依附型的发展道路。2006年9月，乔舒亚·库珀·雷默曾提问“中国为何如此激动人心”？他认为，不能只看到“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与社会巨变”，“真正的原因其实在于：十亿中国人民开始自由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这也是这个国家有时令人心生畏惧之处，而不仅仅是对其政府而言。但是从这个重要方面来说，中国正在触及的东西不是中国人独有的，恰恰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本能，即决定自我身份的欲望。创造自我，这在任何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都是一个核心内容”。乔舒亚·库珀·雷默：《淡色中国》，见乔舒亚·库珀·雷默等：《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创造自我”既属于中国，又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普遍意义，但首先属于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是中国人民在“创造自我”的历史进程中，“自由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结果。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严重挫折，陷入低潮，一些西方理论家极力宣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较量的“冷战”，以资本主义“大获全胜”而告终，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甚嚣尘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凯歌行进，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却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峰回路转，以一种崭新的方式继续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日渐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完全扭转了20世纪后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趋势，中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

　　中国道路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的，不单纯是令世人瞩目的国民生产总值、经贸总量和外汇储备总量，也不单纯是中国综合国力在短时期内的惊人增长，而是一种对世界充满魅力的新的思维、新的思路；一条崭新的、不断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社会发展道路，这条成功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改变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和人类历史的进程，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事业持续发展。在中国道路面前，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彻底胜利”等神话开始破灭，这使世界各国人民重新看到社会主义的光辉未来，对社会主义更加充满信心，充满希望。

　　三

　　中国道路既立足于中国国情，又充分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国自己繁荣富强的同时，促进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是西方化或美国化，不是“强权”的同义词。它对各民族国家的社会变化和发展道路可能产生影响，甚至是深刻的影响，但它不能剥夺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选择决定自己未来道路的权利。独立自主的中国道路丰富了世界发展模式，谱写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篇章。中国道路为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