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基本国情便是人多地少和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历史条件和社会制度决定了我们不能走西方国家经历过的殖民主义老路，为了快速推动工业化进程，一方面需要创新制度优势将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加以使用，另一方面也应该设法对人口规模加以控制。有鉴于此，建国伊始一些有识之士就一再提出节制生育的倡议。早在1950年著名民主人士邵力子就提醒说：“中国的生产落后，而人口的发展太快，是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如不防患于未然，采取计划措施加以控制的话，则不仅影响建设，同时也影响民生，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参见吴跃农：《邵力子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文史春秋》2004年第5期。据笔者所知，邵力子是新中国最早提出计划生育的人士。此后马寅初就是针对如何解决“生产落后”和“人口发展太快”这一矛盾提出自己的人口主张的。他的《新人口论》的基本观点是：我国人口增殖太快、资金积累得不够快，而我国今后的发展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因此从资金积累方面看非控制人口不可；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新人口论——马寅初的书面发言》，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第11版。同一时期，在中央政府主抓财政经济的陈云分析当时商品供应紧张的原因时讲道：“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我们耕地只有这些，但人口多，吃穿都靠它。搞建设，增加就业，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就要多吃、多穿、多用，社会购买力就要提高，商品供应就会紧张。……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4页。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人口那么多，每年要出生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娃娃。汽车有解放牌的，‘解放牌’的娃娃（指解放后出生的孩子。——笔者注）也特别多。这怎么照顾法呢？这些娃娃要吃饭，要上托儿所、小学、中学、大学，还要就业。根本问题是吃饭穿衣，这是个头痛的问题。由于一年比一年紧，第二个五年计划每个人粮食数量、布票数量绝不会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多，所以说越搞会越困难。”《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203页。所以，在他看来，除了千方百计扩大生产的潜力以外，“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还要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娃娃要少生一点”《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遗憾的是，这些真知灼见未能主导当时的决策，反而长期受到压制。本来按照陈云的设想，从那个时候切实抓好农业生产同时对人口增长有所控制，大体上到“三五”计划的中期或末期就能基本解决吃饭穿衣问题。但是众所周知，这个目标一直推迟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得以实现，除了受到体制上的束缚以外，没有节制生育、生了太多的娃娃是个非常重要的拖累。尽管三年困难时期造成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但是伴随国民经济好转生育率快速反弹，1964年第二次普查人口已接近7亿，11年多出了1亿多。同期，人均粮食占有量从1953年的5675斤下降到1964年的5319斤。根据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附表2-4、2-15数据计算。新中国的历史表明，计划调控本来就是短缺的产物，人口增长过快不但造成有增长无发展的局面，而且当这短缺加重时，还会使计划调控的手段变得更加严厉，并在一定程度上拖长计划经济的推行时间。

　　50年代是我国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时期。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后，一度引发了一场是否需要节制生育的全国大讨论，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将讨论推向高潮。作为回应，中央政府鼓励计划生育，并一度做出了成立中央节育委员会的决策。拟议中的中央节育委员会主任陈云正确地指出：“中国人多，必须提倡节制生育。这是有关经济建设的大问题。现在粮食、布匹、学校等紧张，都与人口多而且增长快有关系。”“节制生育的措施，要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见效。中央和各省市都要成立专门委员会，来抓这件事情。”《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但是在旋即开展的反右派运动中，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受到批判，“大跃进”的需要和氛围改变了毛泽东对计划生育的支持。三年困难时期以后，虽然毛泽东不再对计划生育持反对态度，1964年以后从中央到地方陆续成立了计划生育工作机构，但整个60年代计划生育总体上仍停留在提倡、鼓励和试点阶段。

　　社会上一直有“错批一人，多生三亿”的争论，尽管这一说法不够科学，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我们确实错过了解决人口问题的最佳时机。“当时很多人对人口规律并不了解，没有认识到人口控制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一般来说，人口增长具有积累性、周期性和惯性的特征。人口增长在起始阶段都是微量增加，并不引人注意，但持续微量的增加，积累到一定时期会愈积愈大，当增量人口达到育龄期后，必然要生育第二代、第三代，形成一个接一个人口高峰，高峰一旦出现，要经过两三代人才能逐步缓解。第一代增量出现时，就要考虑对第二、第三代增量的影响，这是人的生产和物的生产不同之处，必须瞻前顾后。没有抓住50年代后期控制人口的最佳时机，意味着我们在20年后必须面对第一次人口高峰和第二次人口高峰叠加的巨大压力。”邬沧萍、谢楠：《合理控制人口是我国的必然选择》，《同舟共进》2009年第4期。

　　进入70年代以后，人口计划才正式被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并从1973年起在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逐步明确了“晚、稀、少”此前提出的口号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方针和相应的政策要求。这一时期，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一定进展，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初步得到遏制，1970年到198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由581下降到223，出生率由3343‰下降到1821‰，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583‰下降到1187‰，每年新增人口由2321万人减少到1163万人。数据来源于1970—1980年《中国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