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人民公社体制的最大特征是“一大二公”和“一平二调”。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全部为集体所有，分配采取供给制，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平均分配，公社以上各级政府可以无偿调拨生产队乃至社员的人力物力。在还来不及回味高级社的滋味时，广大农民已开始品尝人民公社“共产主义天堂般”的生活。打破社、乡、甚至县界的大兵团水利工程建设；贡献小家庭内的锅碗瓢盆土法炼钢，甚至徒步到数十里外的山上找矿、挖煤、砍树烧炭、炼钢；深翻土地，开荒种田；妇女脱离家庭劳动，投入生产第一线；公共食堂集体大锅饭，田间地头份饭送饭等，整个一个生产集体化、生活社会化、行动军事化、分配平均化的“共产主义大协作”。

　　人祸与天灾相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烟尘未消，1959年遭受了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遇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困难。于是有了1962年9月十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业六十条》：公社、大队的规模开始缩小；基本核算单位由原来的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小队；分配制度上取消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允许社员经营一定数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农民、农村、农业在经过一番“共产”和困难后稍有舒缓。困难时期对农村社会带来很大影响的另一个政策是2600万城镇人口下放农村，它既是全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增加生产任务而大招工所必需，又是面对困难不得不采取的措施。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开始在那个时候出现，“六二压”成为一批特有的群体。接着就是继高级社后期“整风整社”为主的社教运动后，1963年开始的以“四清”为主的整风整社的第二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个阵线在农村社会更加分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气候日益逼近。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农村社会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农业学大寨运动。农业学大寨仍然属于人民公社体制内的事件，但其严重的政治化倾向同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平心而论，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并没有什么过错，但大寨的一些所谓经验，如没收或者减少社员自留地，限制农民所有家庭副业；自报公议，评工记分的计酬办法；坚持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社队合并等等做法，在那个年代却成为阶级斗争的附属物，大寨经验成为不得违背的金科玉律，一刀切地向全国各地推广，甚至后来发展到“普及大寨县”，使得农业学大寨染上了浓厚的“左”倾色彩。大寨所属的山西省，在树立典型、推广经验的整个学大寨运动中，更是不甘人后，直到1980年联产责任制才在最为落后贫穷的吕梁山区出现，经验教训耐人寻味。

　　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村社会是高度集体化和贫困化的社会，农民生活也是高度统一和简单化的生活。困难时期农村人口大量流失，甚至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人口出生率相对减缓，死亡率相对提高；婚姻家庭生活受到严重限制，运动中夫妻反目，家庭解体不在少数；物质生活领域衣食住行等方面十分贫乏，有限的物资需要严格的平均发放供给；精神生活方面高度统一，阶级斗争政治挂帅统领一切，人们不能也不敢有任何异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语言和行为，各种各样的政治性学习和集会充斥日常生活；集市贸易和自留地被取消，尚未取消若去经营即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大兵团密集型的劳动力投入，换来到却是低效率的农业生产率，如此等等，最终只能是它在1980年代的解体。

　　人间正道是沧桑。从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集体劳动的互助组，到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生产资料完全集体所有、集体劳动、按劳取酬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最后是“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人民公社被联产责任制取代。40年时间，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亿万农民走完了集体化道路的一个轮回，我们不能把它看作是历史回到了原点，但却是一个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历史过程。完全的轮回已不再可能，历史的过程却令人感叹，耐人寻味。

　　三

　　从“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研究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就是试图突破现有“自上而下”的研究框架，换个角度看中国，换个角度看农村，换个角度看农民，期望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们对这个特殊时代的研究与认识，进而丰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

　　我们不能不承认，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框架，更多的是研究上层领导或者是高层领导的思想与活动，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历史事件，甚至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成为党史和革命史的叙事主线，说到底是一条政治史的主线。经济、军事、文化在这种历史研究中只有附带的笔墨，基层农村社会，尤其是以芸芸众生身份生存的亿万农民，他们的生存环境，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人际交往，他们的精神心理状态，他们的日常生活等等，我们了解和研究的仍然十分有限。“自下而上”地研究这个时代历史，就是要给基层农村和广大农民更多的关注，从农村和农民的角度，从“理解的同情”出发，站在地下看天上，站在地方看中央，上下贯通，左右相连，整体地、全面地了解和认识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

　　从社会史的视角研究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就是要从农村社会发展变迁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仅仅从政权更易的事件出发，人为地割裂这个完整的历史时代。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可以彪炳史册的事件，也是重要的历史分期年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但从“自下而上”的农村农民的角度来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是一脉相承、前后关联、不可分割的历史时代，直到建国以后中央召开的有关农业的四次会议，仍然称为“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毛泽东更明确地说：“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6—117页。互助组的目的就是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正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转变发展而来，这是一个逻辑的存在，也是一个历史的存在。与此同理，“文革”后期的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也是在1958年开始后的人民公社体制内进行，只不过它另有了严重的政治化运动化的色彩而已。社会史的研究自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与内容，具体历史时段的划分也要从它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出发，而不是以政治史或党史革命史的划分为准绳，生搬硬套简单借用。从“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出发，从农民和农村社会实际的变迁过程出发，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期间40年时间，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农民走向和实现集体化的过程，这是一个特殊的不可分割的历史时代。

　　从“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研究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就是要在研究上层的同时，更多地关注下层农村社会的实态。平心而论，现有研究更多地是对上层中央领导和重大事件的研究，研究的资料基础大多是业已公布的领导人文集、报章杂志、少数档案、统计数字，且不说这些资料离全面利用仍有很大距离，即使有一定数量，它的全面性真实性又如何考量？中央下面仍有省、市、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即如当今的流行语一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各级政府和基层农村社会有没有争论，执行得又如何？汇总上来的数字、公布出来的数字是否就是真实的数字，基层生产队是否真有“两本账”？除了“两报一刊”类的主流话语，是否还有不同的声音，除了一呼百应是否还有抵触抱怨、“众声喧哗”？事实上，瞒产私分，小偷小摸，“偷奸耍滑”等等无组织的、非系统的、个体的、长期的无声反抗在在皆有，高王凌说这是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的“反行为”参见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斯科特(James Scott)则把它称作为“弱者的武器”参见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在斯科特看来，这样的日常反抗才是农民最经常的反抗手段，它是一种相对平静的、日常的、微妙的和间接的表达，地方官员往往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之，这种去集体化的过程，往往首先从地方开始，从村落开始，而且是从村民开始。我们可以进一步引申斯科特的说法，正是因为这种日常的、长期的、无声的反抗，才导致了人民公社制度在中国农村的解体，解体之后便有了性质不同的联产承包，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手印就是如此产生的。历史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上层人物和重大事件的表面，只有“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才能“取得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50页。在高度政治化的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社会和亿万农民仍有其自身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大势所趋的汹涌波涛底下仍会有潜流或暗流的涌动，全面地完整地看待历史，这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更加全面地完整地认识这个时代的基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