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有较多公共财产为其基本特征。初级社在老区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目标仍是集体化。但如何将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提高到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经过了激烈的争论。山西革命老区敢为天下先，率先在晋东南老区进行试点，这一举动引起山西省委和华北区，乃至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激烈争论。毛泽东支持山西的做法。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毛泽东特为印发决议草案写下通知，指示全党“把农业互助合作当做一件大事去做”。直到1954年10月，中央连续召开四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在争论中推动，在争论中前进。至1955年春，全国初级社迅速发展到67万个。

　　初级社阶段是新中国刚刚成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恢复重建百废俱兴的过程。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尤其是在广大农村社会进行的土地改革，形成了社会总动员的浩大声势。民族统一实现，恶霸地痞受惩，农民分到土地，农业增产增收，生活得到提高，社会控制增强，社会组织增加，思想更加统一，人口数量增长，婚姻生活自由，家庭关系松动，识字接受教育，如此等等，社会层面的变动丝毫不亚于政权的变更。那个时候，人们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爱戴新中国，热情之高，干劲之大，可谓空前。一切生产生活都是从真情的朴素爱国情怀出发，爱国丰产、爱国公约、爱国卫生等，无不透露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激情和热情。

　　高级社。高级社阶段虽然时间短暂，但却表现出来势更猛、规模更大、速度更快的特点。1955年7月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合作化过程中“小脚女人走路”的做法。10月，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提出各地要有重点地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分期分批地把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同年9月到12月间，毛泽东两次编辑并亲写序言出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又为总计176篇材料中的104篇加写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到来。到1957年年底，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迅速达到全国农户的98%。

　　以主要生产资料完全集体所有制，集体劳动，按劳取酬为基本特性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较之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规模更大，发展速度更快，面临的困难也更大，从中央到地方也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一九五五年，可以说是破除迷信的一年”。“现在全国农村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群众欢欣鼓舞。”（毛泽东《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一文按语）在这样一种形势下，高级社里的广大农民生产生活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变化：土地、耕畜、农具全部为合作社所有，使他们远离世代相依的基本生产资料；集体劳动，“上工一条龙，干活大呼隆”，“地里歇的多，活儿干得少”成为生产常态；按“大概工”的工分分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出工不出力成为普遍的现象；干部独断专行，作风粗暴，“合作社是阎王殿，社主任是阎王爷，队长是小鬼”，类似的牢骚和抱怨在各地开始出现；粮食统购统销后，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及糖料、烤烟、生猪、桐油、木材、茶叶等其他农产品均由国家来统一收购统一销售，农民失去了处理余粮和农副产品的自由，割断了他们与市场的联系；自留地、传统的集市被限制甚至取消，自由散漫的农民成为一个集体的人。如此等等，对于小农而言都是第一遭。于是，1956年秋收前后开始一直到1957年春夏之交，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以富裕中农为主体的“闹社退社”风潮，集体请愿、集体查账、集体讨饭、罢工集会、游行示威、联名告状、围攻干部、殴打干部，形形色色，好不热闹。为了平息这场风潮，1957年夏季开始，便有了全国范围的“整风整社”，便有了在农村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准备与动员。

　　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在布置全国范围的反右斗争的同时，明确表示要在农村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58年8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指示，要求对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进行大辩论，具体的做法是提问题、摆事实、讲道理、对比回忆解放前后和合作社前后的变化，以解决“农村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大辩论的形式如同城市反右运动一样“大鸣大放大争”。其结果是，对合作社生产管理方面有意见、主张包产到户的干部群众被视为“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富裕中农被视为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力量受到指责，平均主义成为大行其道的流行意识和行为。

　　高级社阶段虽然仅有三年时间，但它从争论、发动、一窝蜂到“闹社退社”、“鸣放”、“社教”，确是一个“革命运动”的完整轮回。以往的研究过多地关注中央高层的有关争论，而对基层农村社会，尤其是下层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为，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深远影响缺乏应有的研究，而这些恰恰是农村和农民的“深层记忆”。

　　人民公社。如果说初级社、高级社的启动还经过了一些争论，甚至是激励的争论的话，在经过了高级社阶段的运动轮回后，人民公社化就成为顺利推进、顺理成章之事。1958年5月，经过成都会议、南宁会议对反冒进的批评后，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一片“破除迷信”的声浪中，“大跃进”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8月初，毛泽东视察冀、鲁、豫乡村，称赞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好，一夜之间，由高级社合并而成的人民公社遍地开花（8月12日，山西省第一个人民公社成立，9月13日，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8月底的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接着就是全民动员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大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放卫星，大跃进，“敢教日月换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