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思想下的多样化文化建设方针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执政党和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因而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解答和态度，直接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综观新中国的历史，什么时候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做出错误理解或阐释的时候，文化发展便会历经曲折甚至遭受劫难，如1960年代的文化批判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什么时候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做出科学解读的时候，便会带来文化领域的活跃与繁荣，如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等。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思想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始终在探索如何保证和促进文化的活跃与繁荣问题。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了“双百”方针，196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提出了“三不主义”（即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尊重精神生产规律，注意分清学术艺术问题、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等方针。这些探索需要充分肯定。当然，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特别是受制于“左”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受制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理念，这些方针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框架内，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方针和政策进入系统化和与时俱进的新时期。对此，我们可以从下述三个层次来解读。第一个层次，是文化建设的目标。概言之，就是建设和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这就进入了第二个层次，其内容包括：（1）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文化建设，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2）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3）立足中国实际，积极借鉴、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努力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4）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以上几个方面，既有新中国建立以来一贯性的方针，又有反映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化建设实践的新经验；既有继承性的内容，又有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向，依据当代中国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民众文化需求日趋多样化和自主性、选择性不断增强的现实而提出的新方针。

　　如果说上述几个方面的内容主要涉及如何保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方向和性质，主要关注文化自身的功能和内在要求，那么下述几点则侧重于从执政和领导的角度、从更具体的保证措施出发提出的方针，是为第三个层次，主要内容包括：

　　（1）坚持“两手抓”、“两手强”。关于“两手抓”、“两手强”的内涵有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1980年代中后期，针对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频发、社会道德滑坡和价值失范，以及学潮和政治风波，邓小平不止一次地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有时表述为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思想政治工作。但总体意思很明确，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特别是理想信念教育一起抓。八九风波过后，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开放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放松了。此后，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的“两手抓”含义逐步确定下来。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物质文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238页。伴随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的推进，文化市场及其带来的问题日益受到中共中央的关注。1996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明确提出：“我们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同上书，第508—509页。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第18条，专门阐述“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均重申了这一方针。进入新世纪后，“两手抓”又有了新的时代内容，2003年6月，李长春《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这是当今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要求。”《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45页。新的“两手抓”反映了文化发展的最新时代要求。不同意义上的“两手抓”，具有各自的指向和作用，依据不同语境而被使用。

　　（2）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以立为本。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思想。此后，这一方针得到不断重申和解释。概言之，就是集中力量抓繁荣，促发展，多生产人民群众喜爱的精神产品。“团结鼓劲，正面引导，不搞‘大批判’，不搞无谓争论。”当然，不搞争论，绝不是不分是非，“涉及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等重大原则问题要旗帜鲜明”。对思想认识问题，则慎重对待，讲究方式方法，决不回归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大批判”的路径和方式。《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4页。历史证明，如果把精力集中在寻找和批判异己上，一方面会使思维和思想不断窄化，有意无意间增强排他性和封闭性；更重要的是影响社会主义文化自身的成长和积累，毕竟文化自身的厚重和魅力才是生命力所在。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处理文化问题上的一个重要进步。

　　（3）抓宏观、抓方向；抓队伍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如何科学地领导文化建设始终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课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执政党领导文化建设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政治与行政干预太多。改革开放后，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执政党逐渐改变以往的领导方式，将注意力集中于社会思潮和思想动向的判断和引导上。但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由于新的领导方式需要一个实践经验积累的过程，所以还不可能很快到位。这表现在，一方面对于具体文化作品和思想观点的直接干预和过度反应仍不时出现，虽然与此同时避免搞批判运动、避免整人；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思潮性、方向性的问题的判断和处理或者显得迟钝或者态度不明朗。进入1990年代以后，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并反复强调，党在领导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导向性的宏观问题上，议大事、抓大事，分析形势，预测趋势，注重正面引导，不纠缠于具体作品和具体观点，把握好度。与此同时，高度重视队伍建设，通过一系列具体而实际的措施，如国家、部委和省市的各级各类人才项目或工程，扶持各文化领域内的拔尖人才，特别是中青年人才。这些均反映了中共在文化建设方面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提高。

　　（4）注重社会效益，力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文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年代，严格说来不存在文化成果的经济效益问题。改革开放后，这个问题逐渐出现了，但一段时期内尚不突出。进入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随着文化市场、文化产业的发展，精神产品的生产流通同市场运行一般规律的联系愈益紧密，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成为必须重视和妥善处理的问题。对此，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立场是明确和一贯的，概括说来，就是社会效益第一，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矛盾时，自觉服从社会效益，在这个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