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给文化发展带来深重灾难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首先从文化领域打开缺口，因而文化领域也成为重灾区。1966年4月，林彪、江青等炮制的、经毛泽东修改后转发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声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由此全面否定了建国17年来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成就和20世纪30年代无产阶级文艺的革命传统。《纪要》使文艺界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大批文艺界著名代表人物和知名人士被划入“文艺黑线”的圈子，成了反面人物，受到各种批判，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剧种、剧目和文艺形式，大都被勒令停止上演和表演，被允许上演的电影为数寥寥。当“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后，主管全国文化工作的中央文化部所属单位、文联、各种艺术家协会及其工作人员，全部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接受再教育“文艺革命”扼杀了文艺的繁荣，文艺的百花园地一片凋零，唯有几个革命“样板戏”“一花独秀”。不仅广播、电影不厌其烦地播映，各种其他艺术形式，如钢琴演奏、交响音乐乃至地方戏，也纷纷效法和移植“样板戏”。“八亿人口八个戏”，是当时文艺状况的真实写照。“样板戏”所贯彻的“三突出”原则，明显的是个人崇拜的英雄史观在文艺创作理论上的典型反映，是要突出江青个人及其所实行的“左”倾文艺路线。对不合其口味或不肯追随其后的文艺作品，江青等则利用其地位与权力轻则批判，重则打成“毒草”禁止上演。优秀影片《创业》和《海霞》，就是因为没有遵从江青等人的创作模式，而遭此厄运。

　　周恩来、邓小平等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纠正“左”的错误，以减少“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损失。不少文化工作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在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建设做着艰辛的努力。邓小平的评价是：“在那个时期，文艺界的许多同志和朋友，正气凛然地对他们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在我们党和人民战胜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文艺工作者做出了令人钦佩的、不可磨灭的贡献。”《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1979年10月30日），1979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

　　开创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处于拨乱反正、走向历史转折的进程中，首先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维护了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党和国家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文艺界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到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新和人民见面。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文学作品率先从文学角度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拨乱反正中起到引领作用。

　　1977年11月，文艺界开始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漫画、相声脱颖而出，成为猛刺林彪、“四人帮”的匕首。革命诗歌和诗歌朗诵打破长期沉寂，抒发了人民群众的战斗激情。特别应当提到的是传诵一时的《天安门诗抄》，以及《团泊洼的秋天》、《中国的十月》、《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在浪尖上》、《周总理，你在哪里？》、《一月的哀思》等，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新闻纪录片《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表达了千百万人民的哀思和怀念。许多长期以来文艺界不敢触及的问题，现在敢于突破，敢于议论，敢于探讨了，不仅打破了“四人帮”加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锁，冲破了他们设置的许多禁区，而且冲破了在前17年中的不少清规戒律。话剧《于无声处》、《枫叶红了的时候》、《丹心谱》集中揭露批判“四人帮”，悼念老一辈革命家。以小说《班主任》和《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率先从文学角度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1978年1月，中央批准，成立了恢复文联和各协会的筹备小组，恢复被迫停止了12年的活动文联和各个协会的工作，各协会普遍进行了会员的重新登记，发展了一批新会员。同时，相继恢复《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并创办一批新刊。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是在大转折的关头召开的一次解放思想，总结经验，探讨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繁荣文化建设的重要会议，邓小平亲临大会并发表《祝词》。他在讲话中提出了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进一步解决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以及党如何领导文艺等一系列重大的根本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1979年10月30日），1979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这些论断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对文化政策作了新的调整和理论概括，为新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确立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不仅比较完整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对文化的历史要求，而且更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文化要求和广大文化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与使命感，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文化建设的根本方针。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文化发展方针深入人心，文化创造热情空前高涨，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和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精品杰作，文化园地展现出一派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