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方针”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一大批优秀的中长篇小说是在这个时期或稍晚些时日问世的。其中有梁斌的《红旗谱》(1957年出版)，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年1月出版)，吴强的《红日》(1957年出版)，曲波的《林海雪原》(1957年9月出版)，艾芜的《百炼成钢》(1957年出版)，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1958年第1卷问世)。1956年6月，文化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决定实行剧目开放。全国各地挖掘出大量的传统剧目，其中不少剧目经过整理加工在舞台上获得新生。据有关部门统计，整理挖掘出的剧目有5万多个，上演了100多出久不演出的剧目，其中，昆曲《十五贯》称得上是典型代表。这年秋天的北京，还自解放后第一次上演了莎翁著名悲剧《柔密欧与幽丽叶》(当时的译名)，由田华饰演的幽丽叶受到英国《工人日报》来华记者阿兰·魏宁顿的高度赞扬。7月，首都文艺界集会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诞生200周年、荷兰画家伦勃朗诞辰350周年、爱尔兰作家萧伯纳诞生100周年和挪威剧作家易卜生逝世50周年等，这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少见的。“双百方针”的提出和贯彻，使文化艺术界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形成了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大批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被错划成“右派分子”，一大批优秀作品受到批判。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高标准、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起来，正如周恩来指出的：“1959年，尤其是1960年以后，由于执行总路线在具体工作上发生偏差，这不能不影响到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文艺方面。”由于忽视客观规律，片面强调主观能动作用，提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那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要争取“大跃进”，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还要求文化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像搞政治运动一样发动文艺“大跃进”，严重违背了艺术生产的规律。

　　为了纠正精神生产领域内的种种偏差，调整文化政策，自1961年下半年到1962年上半年，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人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总结经验教训，阐述精神生产的规律，批评文化思想领域的一些错误做法，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与此同时，先后制定了《文化部党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文化部关于剧院（团）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剧院(团)工作十条”）、《文化部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简称“电影工作三十二条”）等，提出了加强文艺建设，改进文艺工作的意见。文艺工作经过调整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文化部办公厅编：《文化工作文件资料汇编》（二），第260—287、170—181、242—254页。音乐创作中涌现出《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为祖国献石油》、《唱支山歌给党听》、《马儿啊，你慢些走》等一大批优秀歌曲。电影音乐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刘三姐》、《英雄儿女》、《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的音乐家喻户晓。革命历史题材的大型作品《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和史诗《东方红》应运而生，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佳作。歌剧代表着音乐文化的最高水平，也折射出文化底蕴的厚重程度。中国歌剧曾经拥有一批影响深远的作品，唱腔家喻户晓，剧情耳熟能详，强烈吸引了几代观众。如《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红珊瑚》等对歌剧艺术进行了成功探索，形成第一次歌剧高潮，其中《江姐》一剧，堪称中国歌剧艺术史上的经典华彩乐章。

　　总起来看，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缺点和不足，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1979年10月30日），1979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