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萌芽：1978年国务院理论务虚会、客观经济规律和全国计划会议

　　相比于三中全会前果断打破毛泽东的成规，从事新的对外开放政策，改革的进程则显得碍手碍脚，而且主要是在毛泽东的参数体系内进行的。犹如本文开头引用的于光远的论断，三中全会本身并无太大的改革气息。毫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一些改革的思想也处于萌芽状态。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71—72页。其构成为一套前后连贯的改革蓝图，还有待此后数年的探索，诚然是一个华国锋最早说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从另一角度观之，三中全会之前所实施的改革，基本上是采用了中国在“大跃进”和“文革”前行之有效的成规，也就是当时认为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些最佳办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早在三中全会之前就已开始了。美国学者索林格就认为，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首次提出了后来称之为改革的许多构想。这包括经济专业化、同工同酬，甚至还暗示了市场规则。索林格：《五届人大会议》，第75页。索林格一文的错误，在于未能看出，许多有关改革的主题，其实出现的还要早些。譬如华国锋在毛去世后，很快就强调按劳分配了。再有就是6月20日至7月9日召开的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会上华国锋和李先念的重要讲话都触及了改善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由胡乔木起草的华的讲话（按：胡乔木为邓小平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首脑人物），尽管还援引了毛泽东的群众运动的思想，但已非2月政府工作报告里的老套说辞，已很清晰地指出改革的事业。他提出“解放思想”（但官史只提邓小平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说的那个“解放思想”），增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加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强调经济核算，注重经济效益，并指出中国的落后不只是科技的问题，还有管理的问题。他虽然还是援引正统的意识形态以支持发展经济之说，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现在已意味着“有勇气揭露那些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具体措施、法则规章、工作方法和思想观念”。尽管处处诉求毛泽东的权威，在“双学会议”讲话中，华国锋还是强调：要正确利用“价值规律”，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参见华国锋的讲话，《北京周报》1978年第30期，第6—15页；关于胡乔木为华起草的情况，参见程中原：《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得力助手——1977—1982：胡乔木与邓小平》，《国史研究参阅资料》，2006年7月第335期，第8—9页。

　　改革尝试的高潮便是随此“双学大会”而来，特别是7月6日至9月9日举行的国务院理论工作务虚会和9月6日至11月3日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正如上文所述，这些会议的总体目标就是发展出一套足以支撑新跃进的政策。经济体制的改革自然成了会议的主题，但其目的还是为了实现跃进发展。于光远认为，只有到了务虚会的时候，高层领导才正视改革的问题。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于光远说：“在经济体制问题上开始在性质上有新的东西，应该说是始于这次务虚会。正因为有了这种性质上新的东西，才引起最高层中某些领导人的重视。”对于这些领导人，于光远提到李先念，还特别点出并未出席会议的邓小平和叶剑英，却偏偏不提几乎每天到会的华国锋，则显然有些不顾事实。领导人中，华国锋和李先念发挥了关键作用，邓小平则未出席会议。李的角色显而易见：他是负责经济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自始至终主持务虚会的座谈。9月9日他在务虚会上的总结讲话，也上了11—12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议程。但要说务虚会上最有活力的领袖，则当数华国锋。他几乎天天到会，前后出席了23次座谈会，发表了13次讲话，听取了40—50个部门的汇报，一再探索新的思路。在改革措施上达成新共识的过程中，华国锋显然是个领头羊。参见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67—68页；李妍：《对外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109页；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13章。按《邓小平年谱》并无邓小平出席的记录，奇怪的是，萧冬连《1979年调整方针的提出与争论》一文中，却说邓在会议上发过言。

　　这次务虚会倒没有做出政策性的决议，的确是个务虚的大会，一个生动活泼、建言纷纷的大会，一个讨论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大会。会议听取了南斯拉夫代表团和谷牧考察西欧的报告。谷牧也是会上的关键人物。值得注意的是，会议尖锐地批评了以往的许多成规。当然，这也就意味着今后必须通过改革才能提高经济效益。这些在会上提出的改革建议，包括重视客观经济规律（见下文），扩大出口和对外开放，改善管理制度，实施按劳分配，强调成本效益和经济效果，大搞商品生产，发挥企业和地方的积极性和自主权，并强调消费的重要性。9月9日闭幕式上，李先念对上列零碎个别的建议归纳总结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勇敢地改造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改造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这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也是被认为是毛泽东体系内最正确的部分。如此一份既有改革内容又有熟悉语言的总结报告，使得与会者人人满意。华国锋和叶剑英都给了这次会议高度的评价。参见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67—68页；李妍：《对外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109页；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13章；《李先念文选(1935—1988)》，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4—336页。

　　务虚会上最重要的讲话之一，就是7月28日胡乔木的发言，题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随后发表于10月6日的《人民日报》。虽然胡乔木是本文的主要作者，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洪和于光远也参与撰文。这篇文章一向被西方学者认为是“改革派”有意挖华国锋墙脚的重要歩骤。参见Joseph Fewsmith：《中国改革困境》，纽约：夏普出版社1994年版，第58—59页；Dali L Yang：《中国的灾难和改革：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以来的国家、农村社会与制度变迁》，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130页。其实不然。这篇文章不但阐述了华国锋初在双学会议后在理论务虚会上讲话的观点，还为之提供了理论基础。文章诉诸华主席的权威，一开始就引用华在“学大庆学大寨”会上涉及客观经济规律的讲话片段，并论证“政治挂帅”和“客观经济规律”并不冲突，反之，二者是辩证的统一，政治挂帅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经济管理水平。文章又说：“华国锋同志的指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北京周报》1978年第45期，第7页。

　　毫不奇怪，胡乔木还援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来说明经济现实主义的重要性。胡乔木所论证的不只是政治应该为经济服务，或用列宁的话说，“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体现”。在华国锋讲话的基础上，胡乔木用了大量的篇幅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欠缺、无知、经验不足和过度的自信，造成了经济上的重大损失。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也可能犯错误，社会主义的发展只能在客观经济规律的范围内运行。中国需要刻苦的学习和调查研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不能倚赖长官意志来制定经济政策。显然，文章中透露着当局谦逊的态度，承认在中国“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认识到经济的独立运作，要改善经济的体制，则国家的角色和干涉应当有所抑制。这么看来，这篇文章的真正含义反而是说，政治不当挂帅。日后胡乔木的这篇文章常被认为是“吹响了改革的号角”，然而在当时，不论是胡乔木本人，还是中央领导人，大约都没有意识到，客观经济规律其实正与高速实现现代化的新跃进发生了冲突。同上书，第7—12页。

　　由于材料所限，学者迄今仍不了然紧接着务虚会举行的、持续近两个月的全国计划会议。计划会议显然是务虚会的延伸。如果说务虚会侧重“开放”的话，计划会议似乎是个更侧重“改革”的会。我们不清楚高层领导是否出席，只知会上学习了华国锋和李先念在务虚会上的讲话。华国锋先前提出的“四个一点”也在会上引起了讨论。我们对于会议的详情，虽不可知，但可琢磨出会议的“改革”主调。这就是会上所提的“三大转变”。“三大转变”说的是：（1）从上到下，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2）从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方法，转到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轨道上来；（3）从闭关自守的状态，转到积极与外部世界接触和互动。这“三大转变”其实就等于要求“把全党全国从政治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也就是华国锋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宣布的“工作重心转移”。会上，来自地方政府的代表特别踊跃，提出了许多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意见。大家普遍认为，经济手段用得太少，行政手段用得太多，必须进行重大变革。和务虚会情况一样，这些建议也是为了促成新跃进的实现。高指标、高速度的方案皆在11—12月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得到批准和通过。参见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355—357页；李妍：《对外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