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1977—1978年间大批高级官员奔赴海外考察。光是1978年，就有13个副总理和人大副委员长分别率领的21个代表团前往51个国家考察。党史学者章百家称之为“打开中国人眼界的高潮时期”。邓力群和王震就是个例子。他们分别从日本和英国考察归来后，对国外经济的发达赞不绝口。章百家：“中国政治和亚非政策”，载于Ezra F Vogel， Yuan Ming， Tanaka Akihiko编著：《美中日三角关系的黄金时期》，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2年版，第43页；《王震传》下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页。如今，大家更加认识到落后中国与先进国家间的巨大差别。各个代表团考察归后的报告，也对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带来深刻的影响。这些观察和报告助长了当局决心学习西方先进的愿望，尽管中外还有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冲突，正像姚依林在国务院理论务虚会上引用了列宁的教导所反映的：“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萧冬连：《1978—19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研究》。资本主义世界是狼群，但国人仍然要善于和他们打交道。“走出国门”考察的项目之一，就是研究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否还有其他的模式。1978年春考察南斯拉夫的结果，就认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可以多种形式存在。见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不过到了1978年下半年，如何与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就成了最大的关注。

　　所有出访的团队中，有三个代表团对于中国的新经济政策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即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5—6月赴西欧的代表团，由上海副市长和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率领的3—4月赴日本代表团，由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带队的4月赴港澳代表团。谷牧于6月30日向政治局作了汇报；林乎加和段云的汇报则分别在6月1日和3日。华国锋主持了会议，是听取汇报过程中的主导人物。他议论纵横，激情四溢，感染了其他听取汇报的领导人。由于主要负责外交和军队工作，邓小平并未出席会议。不过对于代表团的考察甚为关切。在谷牧出访前和回国后，他都召来谈话，对其进行鼓励。在打开国门、寻找机会方面，他甚至比华国锋还有魄力。代表团的汇报主要有以下内容：一是，明确认识到中国大大落后的程度。华国锋因此呼吁大家接受事实，承认落后，敞开心灵，不可故步自封。二是，了解到西欧和日本的现代化原是大举利用外资和倚赖技术，所以谷牧建议，“为什么我们不能也这样做？”特别是谷牧和林乎加都汇报联邦德国、日本等外国政府非常乐意借钱给中国。他们说，因为当时经济不景气，资本主义国家急于找市场，抛出资本，发展出口来度过危机。这个分析，不免有些马列教条的意味，但当时欧洲和日本热衷于向中国提供巨额贷款，则是不争的事实。总之，中共领导人，如聂荣臻元帅听取报告时的插话说的那样，都同意应该在思想上消除过去对西方片面和负面宣传的影响。见《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97—306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5—338页；李捷：《中国国内政治和中美关系正常化（1969—1979）》，见柯伟林、罗伯特罗斯：《国际史上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剑桥：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5年版，第80—81页；萧冬连：《中国改革初期对国外经济的系统考察和借鉴》；李妍：《对外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9、100—101、206页。

　　此外，谷牧还建议采取一些西方国家的做法，建立出口加工基地，与周边地区隔离。允许外商投资和建厂，并免除税收，产品直接出口。与会者都赞同这种吸引技术和资金的方法。段云也主张在广东实施特殊政策，又进一步激起了人们的兴趣。他建议将宝安和珠海划为广东地方政府的直辖区，由上级授权直接与港澳交易。港澳人民可以自由进出加工基地。华国锋和听取汇报的中央领导人原则上都同意谷牧的建议，希望他进一步研究可行的办法。华国锋还特别赞同段云的建议，要他再做点调查并代下级机关拟订文件报批。人们皆知其他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和叶剑英，除了后来的支持外，邓小平先前在1977年11月曾指出，广东应该通过解决香港供应的问题来赚取更多外汇。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叶剑英的故乡广东省的官员对许多项目的积极争取，可以看出叶在背后支持的影响力。对于经济特区政策的诞生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实华国锋最早给宝安和珠海开绿灯，才是第一个批准特区的中共领导人。果然，到了1979年，深圳（宝安）和珠海成为第一批经济特区。唯本文在此的主要论点，则在强调中共领导高层之间的共识，即便是关于特区的初步共识，也早在三中全会之前的1978年夏季即已显现出来。见张根生：《听华国锋谈几件大事》，《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第10页；李妍：《对外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207页。

　　此后，形势迅速开展。虽然具体的措施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华国锋和邓小平都亮出思想解放的姿态，抓住时机，毫不拖延（与外国签订合同）。邓小平完全赞成向外国贷款，认为只要有能力偿还，借贷就不会有风险。他先是主张引进500亿美元的设备，很快又提高到800亿。李先念对于高指标和借贷的巨额有些顾虑，但碍于华国锋，特别是邓小平的压力，还是基本上赞成。1978年7月，国家计委成立了余秋里为首的新技术引进领导小组。华国锋则提议召开一系列的出国考察人员讨论会，这就是7—9月的国务院理论务虚会。会议产生了七份政策性建议的文件。会上对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策略，群情高昂。这包括允许外国直接投资。李先念，尽管比较谨慎，也在会上提出引进外资。这显然“是以前从未想到的问题”。这次会议和随后9—10月计划会议中的高昂乐观情绪，可见之于华国锋在11—12月中央工作会议揭幕时的讲话。开幕词说国际形势要求我们抓紧有利时机，大大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第三世界各国，希望我国很快建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世界各国也极力要同我们加强联系，多做生意。……甚至美国，也要求与我们发展关系，多做买卖。”李妍：《对外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134页。

　　的确，国际的因素如今也构成新的考虑。随着8月中日和平条约的签署，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经济关系。不过，出人意料的是，邓小平于10月访问日本时，他竟然回避了关于日本政府贷款的问题，只是说，中国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今后会研究。到了11月，这个态度就倒过来了。邓小平对来访的日本代表团表示，中国愿意接受外国贷款，就算是政府之间的贷款也可以接受。于是这年12月15日，外贸部长李强向世人公布了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重大转变，打破了先前禁止政府与政府之间贷款以及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或合资这两大“禁区”。李妍：《对外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136页。15日这天，恰好是中美宣布同意关系正常化的日子。虽说这项协议是个外交谈判的过程，但中国领导人必然也考虑到它对中国现代化可能带来的利益。主导这一谈判的邓小平，就特别重视这一点。在他看来，为了国家的利益，中国必须和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打交道。李捷：《中国国内政治和中美关系正常化（1969—1979）》，见柯伟林、罗伯特罗斯：《国际史上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剑桥：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5年版，第78页。

　　这一时期的最后一项的政策变化，即经济特区，则需等到次年（1979年）春天才能正式定案。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审议了广东和福建关于给予特殊政策的要求。会议结束时，华国锋批准了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向中央要权的请求，可以让广东先行一步。当时邓小平虽不在场，但也支持这个政策。因为当月下旬见到谷牧时，他指示说，就管这个新生事物叫“特区”。因为是小平给起的名字，这个突破了毛泽东之道的政策从此与小平结了不解之缘。然而，这项政策的决定却已由华国锋先行做出了。参看《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06—5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