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78年，压力并没有减轻。这主要反映在不断加大引进规模的问题上（详见下节）。这年夏天的国务院务虚会，华国锋几乎从头至尾参加。会上华国锋提出了著名的“四个一点”，表明了他雄心壮志：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见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第13章；1978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第2版。这时候，陈云则企图从旁降压，要求主持会议的李先念多听取反面意见，可惜无人理会。后来在11—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期，他以即将为党的副主席这一新的身份进行干预，但一时也未能发挥太大作用。三中全会的公报里，虽然提到了平衡发展，仍然公布了务虚会后召开的计划工作会议所通过的高指标。此外，在这年最后一个月的最后十天，还抢着签订了一连串引进外国技术的新合同，其总额相当于全年引进的40%。可以看出，跃进的气势仍然主导一切。见《陈云年谱（1905—1995）》（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228—229页；《北京周报》1978年第52期，第11—12页；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页；萧冬连：《1979年调整方针的提出与争论》。

　　1977—1978年间在快速发展的必要性上固然没有什么争论，但采取什么办法则是个问题。对此，当局本能的办法，就是倚赖固有的计划体制，结合毛泽东惯用的动员群众的方式，并以大庆为榜样。当局在1977年及稍后大事宣传的大庆模式（“全国工业学大庆”）其实并非“左”倾政策的产物。它鼓励苦干大干，是努力“抓生产”的典型。邓小平就曾表扬大庆模式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在具体措施上，大庆模式就是生产并出口石油来换取技术和设备。这也是邓小平1975年抓整顿时的策略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扩大参与国际经济，与固有的那套毛泽东的做法并不冲突。只有当大庆办法逐渐失效，而又有其他途径与国外经济交融时，这才出现分歧。但即便如此，二者之间并无根本冲突。为了追求经济快速增长，两种模式无妨并用，皆可得高层领导和计划部门的背书赞同。参照李伯硕、奥森伯格：《中国的政策决策：领导人、结构和过程》，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6、209页。

　　开放：走出国门、考察世界、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

　　毛泽东去世至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中共在经济政策上最大的悖论，就是出在“改革开放”上。在毛泽东思想的禁忌中，“对外开放”大约是最大的一条。可是“开放”在这一时期，反比“改革”取得更加显著的进展，而且“开放”还成了“改革”的先决条件。这里说的禁忌是指违背了毛泽东“自力更生”原则的那些举措。“自力更生”的原则，不但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也是1949年建国以来继续坚持的基本理念，尽管毛生前的不同时期可有不同的解释和侧重。但正如赵紫阳多年后回顾的那样，毛泽东去世后的中国仍然视“自力更生”为“至高无上的美德”，是对内对外政策的主心骨。新时期初始，1977年1月2日的《人民日报》就重申中国一贯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原则，绝不依赖和迷信外国技术，绝不像苏联那样允许外国资本家占用国家的自然资源，也绝不向外国贷款。1977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德国代表团时也大体表示了同样的立场。1977年1月2日《人民日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206页。

　　当然，说归说，做归做。前面已指出，自1977年初以来，中共新当局已经透露出经济政策上的新走向，特别是看重国外技术的引进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于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原则，高层领导显然采取了务实的态度。即在与外部世界互动时，一方面坚持手里捏着掌控权，一方面则不自我设限、把门堵死。当华国锋谈及自力更生为主时，马上就接着说要引进外国技术。李先念在1977年一整年都讲引进更多的外国技术，还鼓励派人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考察学习。邓小平则在上述和德国代表团发表了一通“正统”的观点后没几天，就对韩素音说，“四人帮”让中国耽误了好多时间，中国不能再搞“关门主义”、闭关自守，要吸收外国好的东西。见李妍：《对外开放的酝酿与起步（1976—1978）》，社会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页。显然，还在邓小平恢复工作之前，中共领导层就已试图挣脱毛泽东教条的束缚，不再僵硬地笃守自力更生的原则。只可惜这一毛泽东的传统观念毕竟根深蒂固，使得日后在向资本主义国家贷款和允许外商在中国投资（“特区”）的问题上出现了复杂的局面。

　　正同前述，毛泽东还是留下了足以让后人大胆前进的若干政策。最近期的例子就是1972—1973年的“四三（引进）方案”。其实，“引进”之策还可追溯到建国初期。建国的头10年间，中国与外界即有深入的经济往来。唯因冷战的国际环境，只限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恶化时，中国勒紧裤腰带还清了苏联的贷款，从此自豪地强调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如今，当局除了进一步鼓励华侨汇款和投资外（这是建国以来即有的官方政策），还开始加强发展与“第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即美国除外）的经济关系。在这方面的努力，“文革”期间曾遭中断，但1972年后得以恢复，毛泽东去世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尽管向外国融资和建立出口加工区这方面受到“自力更生”原则的束缚，但毛泽东的政策还是打开了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口子。关于利用外资问题，中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采取延期付款的方式，以解决进口所需的资金。这属于“卖方信贷”，故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可以接受。这种利用西方商业贷款的做法在1972年恢复后，尤其是毛泽东去世初期，得到大力扩展。但关于出口加工，则较多限制，少有发展。“大跃进”造成极度匮乏后，国家一度设立了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来保障和规范重要的出口产品。但直到“文革”后才有所恢复，其后大力发展，显著地增强了中国的出口能力。就这样，专门的出口加工区建立了起来，但全由政府开发和经营。参见里尔顿：《学习如何打开国门：对中国“开放”战略的评估》，《中国季刊》1998年第155期。文中提出了“渐进学习”的概念，把20世纪60年代中期、三中全会前，和1979年以来的几段时期，联系起来考察。此外，里尔顿还讨论了中国促进出口的政策。他的分析，有其深度，可惜误解了华国锋的作用，认为华不但缺乏创新，还与邓小平对着干。

　　除了加大力度，实施毛泽东遗留下来的正确有效的措施，以及全心全意要抢时间弥补多年的经济发展上的损失外，华国锋的新领导层还很早就体会到，中国必须打破孤立状态，融入外部世界，并探索“引进先进技术”之外的各种机遇。这一点，他们又可援引毛泽东的权威为据，因为毛说过要借鉴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在邓小平恢复工作之前，当局对外开放的步骤已经加快前进。邓在1977年7月正式复出时，国家计委不仅向政治局汇报了进口方案，而且要求派团出国考察。其实，中国银行的官员当时已在欧洲进行考察了。在1978年2月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也指出出国考察的重要性。“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学一学”就成了在此前后一年半不断重申的主调。萧冬连：《中国改革初期对国外经济的系统考察和借鉴》，《冷战中国》2006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