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增长和“大跃进”

　　鉴于先前“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如今当局又积极地要求再来一次新跃进，这似乎不可思议。但另一方面看来，却也可以理解。一者为了弥补“文革”十年所受的损失，二者承继毛泽东正确的一面，即致力于中国富裕强大的愿望。尤其是开国以来，上上下下皆认为，摆脱国家的贫穷落后乃是一项庄严的使命。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帮”后流露的激动之情，就体现了这种迫切的人心所向。十年动乱结束了，新的时代降临了，他呼吁人人挽起袖子大干一场，“生产好好抓，人心乐开花”。《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香港：泰德时代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基于这些思想，无怪乎1977—1978年间，建设强大现代中国、进行“新长征”的口号应时而起；当局所颁的经济政策，充满跃进的气势。华国锋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正式宣布“一个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局面正在出现”，并呼吁贯彻1958年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1978年2、3月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华再次援引1958年的总路线，进一步强调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意义。见《北京周报》1977年第35期，第44、49页；1978年第10期，第18、20页。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此后，新的经济措施不断出台。以“革命加拼命”、高速度、大跨步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成了这年夏天（1978年9月）国务院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基本精神。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243、257页。

　　关于这一时期经济政策的制度，党史学者萧冬连曾敏锐地观察到来自两头的压力。一方面，“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发动的”，但另一面，“除了中央高层对改革的酝酿以外，改革的原动力还来自一些地方领导人的主动和群众的自发行动”。见萧冬连：《1978—19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演进——决策与实施》，http://wwwqiqi8cn/article/42/191/2007/2007050944311_4html。底层民众当然欢迎能使民族强大和人民幸福的规划，但最高决策层华国锋和邓小平的意志则更为关键。华虽然不如邓胆大果敢，但也一样卖劲追求高指标。甚至不愿宣传“调整”的想法，担心会给群众泼冷水，打消人民的积极性。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页。华国锋的冲天干劲大约可见诸他和胡耀邦的谈话。在1978年年中的一次谈话中，华国锋摆出了他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构想与远见卓识，令同样怀抱冲天干劲的胡耀邦激动不已。见萧冬连：《1979年调整方针的提出与争论》，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6659。

　　至于邓小平，虽然不直接负责经济决策，但却有权有威望在讨论经济政策的会上施加压力，加快增长速度。典型的例子就是在1978年2月，中央政治局讨论华国锋为即将召开的五届人大准备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关于经济部分讨论时，邓小平提出了包括钢铁在内的更高指标。《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草案）经济部分谈话》（1978年2月9日，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文件藏胡佛研究所图书馆。需知钢铁高指标一向是毛泽东关切的一块心病。更与1958年“大跃进”相似的是，邓小平把经济工作和政治联系一起，认为“生产力发展速度是最大的政治，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是最大的阶级斗争”。李向前：《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见于光远等：《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记》，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显然，邓小平、华国锋和整个领导层都坚信这一条。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1978年元旦社论当可为证。社论开宗明义地说，“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1977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第1版；1978年1月1日《人民日报》第1版。这一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紧扣联系不仅让人忆及1958年的“大跃进”，甚至也联得上1975年的“整顿”。但有一条是截然不同的，就是这回没有动用党纪制裁的手段，强行达成指标。因此也没有泛滥成灾的虚假报告。

　　来自高层的压力固然至关重要，也还有其他因素助长了1977—1978年间的高指标。一个是强调解放生产力的政策出台后，国民经济快速成功地好转，这就刺激出更大的豪情壮志，制定出更加乐观乃至不切实际的计划。1977年7月，国家计委的报告指出，今年上半年出现了工业生产的大幅增加，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回升。自3月份中央工作会议强调发展经济以来，生产逐月增加，5、6月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超过上年同一时期，有23个省工业产量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些斐然的成绩为国民经济新的跃进提供了平台。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238页；房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84页。截至1977年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07%，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143%，主要工业品钢和煤产量分别比上年增长了16%和139%。谭宗级、叶心瑜：《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四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除了这些成就带来的普遍乐观情绪外，国家体制内的“中间层”，即工业部门和地方省份，也都趁机要求加快本部门本地区的发展，就如人们所熟知的毛泽东的时代那样。鉴于已经取得的突出成绩，这些部门和地方的领导认为再没有必要精打细算。在这么一个局面下，也就没有任何部门抵制大上快上的计划，尽管综合部门如财政部及国家计委内部的某些官员比较保守，有如1956—1957年间反冒进的时候。他们不像支出部门和地方政府那样急躁冒进。但即便他们有所保留，也只是暂时。除了高层领导批评国家计委过于保守的实例外（详见下文），1979年3月陈云对1977—1978年间冒进政策的不满，也值得琢磨。他尖锐地批评冶金部，但对国家计委的批评则显得甚为温和，见《陈云文选》第3卷，第251—254页。担任过财政部长的李先念完全认可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决策，尽管和华国锋或邓小平相比，显得比较谨慎。

　　鉴于这些情况，1977—1978年整个时期的主调，就是大搞宏伟设想、追求高指标。其中一项优先考虑的措施就是引进先进技术。这和随即而来的对外开放与接轨国际经济有莫大关系（对外开放问题在下节讨论）。此处只检视高指标和引进技术的进程。首先是，中共领导层很早就认识到引进先进技术的必要。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先念呼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就特别强调引进技术和设备，发展与“第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按，美国属于“第一世界”）。不过，李先念在前一个月提出一项进口方案，但华国锋认为规模太小没有批准，到了中央工作会议则确定为65亿美元的方案。1977年11月的时候，这一数额增加到150亿美元，1978年3月达到180亿美元。最后邓小平索性建议引进它个800亿美元。与此相似，1978年2—3月间，国家计委提出了毛泽东逝世后第一个经济总体规划和指标。华国锋和政治局也认为指标过低，迫使计委重新议过，抬高指标。关于邓小平800亿美元的主张，见《王震传》下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页。十一大之后，随着1977年上半年令人振奋的经济成果的公布，国家计委更面临新的压力，再度加码。9月11日，华国锋与国务院负责人研究加快建设速度时，就认为国家计委制定的10%的工业增长速度过于保守，12%的速度也不满足。11月国家计委提交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时，华、邓和李都很高兴，虽然李先念多少有点担忧。华国锋和邓小平则认为高指标是必要的压力，有利于推动生产，达到最好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一再加码的《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在当年12月获得批准。规划提出，要建10个大庆一样的油田，10个大钢铁基地和120个大项目。见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页；谭宗级、叶心瑜：《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四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