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具体政策和思想观念，在他去世后，不可避免地仍然发挥着深刻的影响。其中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面对“如何看待毛泽东”这一难题，新的领导层的态度就是学习毛本人的办法，进行一分为二。亦即在实际政策层面，毅然决然地抛弃“文化大革命”的激进做法，但在意识形态和口头宣传方面，则保留和照顾毛的形象。换言之，采用和落实“文革”前、特别是“大跃进”之前，毛泽东的一些正确方针和政策。当局在1977年4月出版的《毛选》第5卷偏偏不选收毛泽东1957年以后的文字，绝非偶然。同时，当局早先还在《人民日报》2月7日刊登的社论中，刻意强调学习毛泽东1956年写的《论十大关系》。这是最能体现毛泽东平衡与温和政策的文字，也是邓小平最喜欢的一篇，是他在1975年希望毛能发表却遭毛拒绝的一篇。讽刺的是，这篇社论后来被指责为“两个凡是”，成了华国锋的一大罪状。其实，尽管“文革”的语言一时难以铲除，华国锋从未把“两个凡是”作为治国理念来倡导。据《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在批判“两个凡是”之前，完整的“两个凡是”的说法，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里首度出现后，只又出现过一回，以后再没有了。社论结尾使用“两个凡是”时，主要是敦促人们学习华国锋1976年12月在第二次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和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所有的领导人都一致主张高举毛泽东的旗帜，承认毛泽东有其正确的一面，而并非盲从地遵循他的具体政策。在此框架下，大胆的创造性思维自然受到抑制。当时的宣传固有影响，更根本的却是多年来的思维定势与实践惯性所带来的根深蒂固的影响。诡异的是，虽然毛泽东的体系阻碍了改革创新，但也给新的领导层提供了政治上的合法性，以及一系列可资解决问题的老办法。

　　在一般性的政策方面，当局重提“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并在1977—1978年间广泛引用毛泽东说过的话，以资权威。就如邓小平“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观点，也强调是毛主席先前讲过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7页。甚至毛泽东在“文革”十年当中所提的某些政策，也成了1977—1978年间和随后改革时期新方案的垫脚石。譬如毛泽东1972年提出的从国外进口商品的方案，就推动了中国向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开放，并开启了向西方借贷的先例。据说，这一方案的形成渊源于一个姑娘的抱怨。这位服务员向主席抱怨，说她费了好大的劲，才买到身上穿的“的确良”。毛泽东感叹之余，指令外贸官员进口化纤设备。此后数年，进口项目渐多，方案愈搞愈大，也初步涉及了与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的借贷办法。这一“四三方案”显然为1977—1978年间形成的对外开放政策打下了前例可循的基础。见泰伟斯、孙万国：《毛泽东时代的终结——“文革”尾声的中国政治（1972—1976）》，纽约：夏普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50—51页。

　　当然，毛泽东逝世后中共当局所遵循毛的遗产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使命感。尽管他在“文革”中为了追求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不惜打乱国民经济，但在1974年他的经济现代化的愿望再次复苏，指示下属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975年他又安排邓小平主持整顿，实施经济复苏的政策。邓小平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顿，主要还是“落实（毛主席的）政策”，恢复“文革”前有效的规划和管理制度。鉴于当时的混乱局面，当务之急就是整顿秩序，遏制派性，以期解决生产和经济上的问题。这一思路的前提，也是后来改革开放初期的思路，亦即认为中共本有一套健全的体制，只是让“文革”打乱了，一旦清除了“文革”的乱局，国民经济自然而然可得恢复。直到1979年9月下旬胡绩伟仍然表露出这一观点。胡绩伟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指出，是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破坏了国民经济，（我们）必须“恢复”过去有效的政策。见胡绩伟：《中共高层的斗争》（1979年9月13日），载《争鸣》1980年8月1日。克服了派性斗争后，邓小平主持制定了关于工业和科技发展的政策文件。1975年秋季，国家计委还根据新形势草拟了本年度计划及今后十年的规划。可惜到了10月，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做法超越了“文革”的底线，开始撤除他的领导权，这使计划工作陷于停顿，然而，邓小平的整顿措施，为后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模式。他在1975年9、10月间主持制定的“工业二十条”，在1978年4月扩充成了“工业三十条”。而国家计委原先的计划，也只是略加修改，即见出台。见泰伟斯、孙万国：《毛泽东时代的终结——“文革”尾声的中国政治（1972—1976）》，第199、246、324—339、410—411页；索林格：《五届人大及决策过程：改革，调整与反对派》，载《问题与研究》1982年8月，第74页；谭宗级、叶心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四卷（上），《改革与和巨变——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1977—1983）》，吉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页。

　　工作重心的转移

　　多年来，官方史学总会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工作重心转移。即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转移到经济现代化的建设。更强调这个转移策略的作者就是邓小平。具体地说，就是指1978年9—10月间邓小平在东北与地方和军队领导人的讲话。报道说他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任务，主张结束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因为它已失去作用，反倒妨碍经济建设。华国锋果然在11—12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了转移工作重心的决策。只是官史强调这不是华的个人意见，而是政治局接受了小平思想后所达成的共识。李向前：《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见于光远等：《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记》，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1页。我们认为这一说法似乎不够周全，有待进一步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