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70年代拥有一个相对较低的生育率水平。这与社会成员的健康和教育水平联系紧密。首先，卫生条件的改善使得婴儿死亡率大幅度降低，1950年全国县及县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机构数为2880个，1976年上升至7952个；1949年全国妇幼保健所、站机构数为9个，1976年上升至2239个。吴中民（2004）转引自《中国妇女统计资料（1949—1989）》。1981年我国总死亡率从1318‰下降到636‰，下降了一半多，而婴儿死亡率在同一时期下降了3/4，大大超过其他年龄。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婴儿和幼儿死亡率都显著低于相同经济水平和更高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这使得家庭减少了通过多生育子女来提高子女存活数量的激励(见图5)。其次，妇女地位、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科学避孕技术的采用是生育率下降的另一组重要原因。从建国以来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女性走过了一个“解放”历程，使得当时的中国女性与历史上所有女性划开了界限，全面为社会认同和接受。参见李小江：《50年，我们走到了哪里？：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历程回顾》，载《浙江学刊》2000年第1期，第59—65页；吴忠民：《从平均到公正：中国社会政策的演进》，载《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1期，第75—87页。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中国妇女的就业人数迅速增加。以全民所有制单位为例，1949年女职工的人数为60万人，1977年剧增至2036万人，吴中民（2004）转引《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受教育年限增加使得初婚年龄推迟，中国妇女的初婚年龄到70年代中期就已经达到22岁左右（不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而主要发展中国家直至1990年前后才基本达到这个水平。参考《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86)》，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版；《国际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也使得妇女在生育决策上拥有话语权，这些变化也推动了总和生育率下降。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不仅仅是一个由妇幼健康水平和女性解放而导致的内生过程，政府也进行了积极干预。早在20世纪50年代，刘少奇就曾经提倡节育。但是不是采取限制出生人数的办法，而主要通过宣传节育，提供避孕技术。

　　生育率对人力资本其他禀赋在性别和代际间的结构有重要影响，而女性在其中扮演了中枢性角色。生育率的降低意味着用于生育和照料儿童时间减少，不仅使得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大大提高，同时意味着占半数人口的女性获得教育的机会进一步增加，而获得更好教育机会的女性不但为家庭带来更多收入，也因其在家庭中通常扮演的角色为家庭成员带来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节育、教育、健康在伴随的妇女解放的过程螺旋式上升，在性别和代际间不断改善人力资本的存量。

　　（三）教育

　　新中国建立以来到70年代末期，中国在初等和中等教育方面成效斐然。首先是降低人群中的文盲比例。1949年建国时，中国的文盲率有80%，建国以后，扫盲运动兴起几次高潮，使得人群中，尤其是青壮年中的文盲率大幅降低。下表为1982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分年龄段受教育程度，从中可以看出扫盲运动在解放前出生、建国时为青年的人群中较为明显。值得一提的是，扫盲以教会人读书写字为主要目的，但同时传授了新的生产和生活知识。到1981年，全国共扫除文盲约14亿人，农村青壮年中的文盲率减少到15%左右。详见《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577—580页。拥有基本的读、写、算的能力是劳动者参与现代社会生产过程的基本前提。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十五岁以上人口文盲率已经降至30%左右，同期印度仍然维持在60%，即使进入2000年后，中国的文盲率已经降至10%左右，而印度仍然维持在40%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因为建国前的文盲率相对较高，如果仅比照青少年的识字率水平，中国在1980年就已经领先于包括巴西、墨西哥等较高收入的国家在内的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

　　在正规教育上，中国在70年代末以前也取得了卓著的成绩。根据世界银行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的小学入学率在25%左右(Wang and Yao，2003)。在改革开放初期，学龄儿童入学率就基本稳定在90%，在1979年，小学净入学率达到93％，接近工业化国家水平。

　　在教育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更多地投入中等水平人力资本相对密集、价格相对低廉、受益人群更广的初等和中等教育还是发展受益面窄、资金密集的高等教育，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无疑是做出了后一种选择。从事后的角度看，对于亟需提高劳动力整体素质，以迎接世界范围的产业转移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无疑是做了更为充分的准备。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一方面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寻找要与其转出的生产技术相适应的人力资本，而转出产业基本上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成果，与中等教育水平的产业工人相匹配。中国的劳动供给的数量和劳动力素质无疑适应当时产业转移的要求。

　　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是30年“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和关键动力

　　我们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研究，以评估人力资本水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结论如下：

　　（1）健康水平对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5年前的人口死亡率每下降10%（如从5%下降到45%），对未来五年的人均GDP影响达到5%以上。在控制了人口的年龄结构后，死亡率主要代表了成年人的健康程度，这说明健康对经济的影响是长效性的，主要通过人力资本的内部循环积累和改变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等渠道。而其对劳动生产率的直接贡献并不是其最关键的角色。

　　（2）出生率对经济在同期上有显著负影响，平均来看，生育率（以15—65岁妇女为基数）在原来基础上每提高10%（如从05提高到055），人均GDP下滑约38%。也就是说生育率越高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越慢。因为刚出生的人口不会直接转化为劳动力，同期的出生率对经济增长率影响显著，源于高生育率降低劳动参与率和青年的受教育程度，而且主要影响女性。

　　（3）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对经济有正的影响。平均来看，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在原来基础上每提高10%（如从20%提高到22%），人均GDP上升4%左右。由此可见受教育水平，尤其是高中以上人口受教育水平对中国经济的巨大撬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