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反对急躁冒进，使1957年顺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但对“反冒进”的错误批判，导致1958—1960年工业生产建设搞“大跃进”。不切实际地追求工业生产高速度增长，片面强调大炼钢铁。这不仅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而且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泛滥。虽然建成了1100个大中型工业项目，主要工业产品新增生产能力一倍以上，但是难以为继。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市场供应严重不足，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部分地区发生严重饥荒。1961年起调整各项计划指标，压缩工业基本建设，精简职工，关停并转部分工业企业，加强设备维修和生产能力配套，积极引进新技术，到1965年工业生产能力恢复，当年工业固定资产原值达1040亿元，比1957年增长了2倍。石油、化工和电子、原子能、导弹等新兴工业取得突破性进展。

　　1965年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分析，确定“三线”建设为战略重点，要求各协作区自成体系。“三线”建设投资接近或超过同期工业建设总投资的1/2，许多沿海工业企业的生产能力迁往“三线”。至1970年又重复了高指标、瞎指挥的做法。1973年借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时机，改变备战优先的方针，在三五年内引进了514亿美元的成套设备，重点解决吃穿用、支农和基础工业的问题，引进的70多个项目大部分取得成功。但受“文革”影响，1966—1976年间3年经济负增长，工业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下滑。1976年“文革”宣布结束，放手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装备，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

　　（三）企业生机与活力不足的问题愈益凸现

　　1953—1991年，我国渡过了工业化前期阶段，初步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共计用了38年。同一历程美国约走了80年，日本约走了40年。情况表明，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起了正面作用。参见姚洋、郑东雅：《外部性与重工业优先发展》，《南开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姚洋、郑东雅：《重工业与经济发展：计划经济时代再考察》，《经济研究》2008年第4期。在计划经济时期，面对在短短几年内形成的大批从无到有的大中型工业企业，面对数百万迅速从部队、农村转到工业企业的新职工，强化计划性，加强基础工作、严格规章制度、提倡职工大练基本功等工作是有成效的。

　　但是随着企业的大批投产与发展，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宏观计划多变、条块分割、“大而全”、“小而全”的粗放经营模式，企业被管得很死、没有自我更新改造能力等不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症结越来越凸现出来。作为经济细胞的工业及各业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这一时期也曾调整和改变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曾数次扩大地方的权力，却忽视了企业自主权；曾数次过多过急地下放权限，却缺乏有效的宏观控制，在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之后又重新集中经济管理权限，以克服生产中的分散、无序状态。结果形成了所谓“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和困惑。1966年开始的“文革”彻底终结了调整时期对改革计划管理体制的积极探索。

　　从三个层面改革与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实现开放型经济的战略转变

　　计划经济使我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改革开放与继续发展的基础。进入工业化中级阶段，我国依靠改革开放，撬动了工业化的全面高速发展。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拉开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序幕。从此开始了近30年改革开放中的工业化。

　　工业领域的改革主要在三个层面上进行。

　　（一）企业层面

　　企业是经济的“细胞”，企业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工业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兴衰。针对计划经济的问题，1978年后实施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企业改革围绕建立企业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这一核心目标，经历了从放权让利到制度创新的历程。同时，大力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30年来，非国有经济部门已成为就业的主要载体。城镇就业人口在国有经济部门的比重从1978年的78％下降到了2007年的22％，非国有经济部门已成为就业和纳税主体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中国税务年鉴（2007）》，中国税务出版社2007年版。。外商对华投资取得突破性进展，并促进了中国产业水平的提升。非国有经济部门成为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支撑力量。

　　（二）政府层面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城乡协调与区域发展协调、国土资源与环境保护、建立创新型国家、国家经济安全、控制庞大人口的增长、市场秩序的维护以及谋划全球发展战略等方面的任务很重，使得政府的宏观管理作用和意义日益凸现。在改革开放后长达30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对工业化、现代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与政府宏观管理与自身职能转换的改革分不开。

　　1宏观经济管理的五项改革

　　国有企业扩大经营自主权，非公有制经济的广泛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塑造了经营主体；政府首先通过改革价格管理体制，逐步扩大市场调节范围，为市场经济塑造了宏观条件；接着在宏观层面实施了财税、金融、投资、计划、外贸五方面改革。

　　在财税体制方面：应经济体制转型的需要，于1980年、1985年和1994年进行了三次较大调整：分税制改革使中央财政有效增强了调节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能力，走出了中央和地方就财政收入的再分配不断讨价还价的困境，总体上达到了预期的目标。2007年，国务院有关部门继续完善财政支农政策，加大财政对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的支持力度，扩大了公共财政覆盖范围。

　　金融体制方面：成为国家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强化了对货币信贷的宏观管理，集中掌握货币发行权、信贷总量和基础货币管理权。基本上取消了经常项目下对外支付的行政限制；建立了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商业银行向混业经营方向发展。银行业、保险业、信用社改革全面启动。2003年4月成立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6年12月决定适度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支持新农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