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来说，一开始是对政府干预经济范围和力度过度化的修正。这种修正是由于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和诱导：一是开眼看世界感到落后的压力；二是人民生活贫困的压力；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自己的经验教训和整个世界市场化趋势。

　　1978年至2009年的改革，从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角度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底至1991年底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是打破对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迷信的阶段，政府在成功的诱致下，逐渐缩小直接干预经济的范围和力度。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首先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政府权力退出了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干预。随后，通过鼓励城乡个体经济发展和兴办“三资”企业，放开部分商品价格和经营，以及对部分生产资料实行价格“双轨制”，使得市场调节的范围越来越大。尽管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政府引导市场，市场调控企业”的思想，但是从观念上来说，并没有解决计划与市场何者为基础和主体的问题，当然，这也与实际当中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国有经济比重过高有很大关系，思想，尤其是政策，往往是现实的反映。

　　1992年至今为第二阶段，是政府经济职能发生根本性转变的阶段，这个阶段还没有结束。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为标志，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等于瓦解了“全能型政府”的基础和工具，基础变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必然要相应地转变。但是，2008年出现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又一次说明了“市场失灵”的危险性和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为中国敲响了警钟。

　　关于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1949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及其道路选择经历了两个时期和三次重大选择：（1）1949—1978年，为建立独立工业体系和国家安全，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并为此实行了高积累、高投入、以追求数量扩张为特征的外延型工业化道路。（2）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为第二个时期。其中又可分为两个阶段：1978—1996年为第一阶段。在改革唤起巨大经济活力和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的背景下，在农轻重产业均衡发展和卖方市场的双重推动下，仍然实行了以高投入和追求数量为特征的外延型工业化道路。1997年至今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在国内买方市场基本形成、国内资源有限和国际竞争加剧的条件下，开始走上以追求效益、提高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里准备探讨中国为什么以及是怎样进行上述道路选择的。

　　（一）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形成（1949—1978年）

　　1949—1978年为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一个时期，即单纯依靠国家力量，实行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时期。50年代工业化道路的形成可以“一五”计划为标志。这个工业化道路，从经济发展战略方面可简单概括为：主要依靠国内积累建设资金，从建立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实施“进口替代”政策，通过出口一部分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和轻工业品换回发展重工业所需的生产资料，并用国内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代替其进口；改善旧中国留下的工业生产布局极端不合理和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畸形状态；随着重工业的建立和优先发展，用重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装备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产业部门，随着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以及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逐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从经济体制方面则可概括为：与这种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相适应，建立起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

　　这种工业化道路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高速度发展为首要目标。（2）优先发展重工业。（3）以外延型的经济发展为主。外延型的发展是指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靠增加生产要素。（4）从备战和效益出发，加快内地发展，改善生产力布局。（5）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目标，实行进口替代。（5）各级政府主要通过指令性计划实行资源配置。

　　上述工业化道路的形成，如果仅从50年代党和政府的主观认识方面寻找原因，显然是不够的，50年代的中国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有其深刻的国内和国外因素的。第一，这种工业化道路的形成，是与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极低、重工业成为轻工业和国防工业发展瓶颈的特点分不开的。第二，这种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当时严峻的国际环境也有很大关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被迫卷入战争，由此导致中美两国直接对抗，并使中国受到来自西方的威胁（1840年以来这种威胁几乎没有停止过）。这种国际环境和历史教训都迫使中国必须加强国防力量，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尽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则是加强国防力量、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经济措施。

　　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以苏为鉴”，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认识成果集中表现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在1956—1957年拟定“二五”计划草案时，中共中央虽然没有改变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仍然是薄弱环节）和高速增长战略，但是已经注意调整农轻重的发展关系和外延增长与内涵增长的关系。可惜的是，1957年底开始的反“反冒进”和三年“大跃进”，完全打断了上述思路和计划，把依靠高投入追求高速度的外延型增长推到了极端。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化最快的时期，在短短的7年间，中国内地结束了百年动乱，仅用3年的时间，就奇迹般地在战争废墟上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在此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距离。

　　1958年是中国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毛泽东摆脱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走中国自己经济建设道路的开始。可以说，1958—1978年的20年，是中国共产党带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一五”计划成功的喜悦开始，最后带着“文革”后的痛苦反思和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困惑而结束的。就经济建设来说，这20年我国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方封锁、中苏交恶的国际环境中，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除了在国防工业、尖端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外，还在改善基础设施、缩小沿海与内地差距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从1957年底到1978年底，按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增长325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64倍，国民收入增长196倍，工业总产值增长599倍，农业总产值增长084倍。1958年按照1957年不变价格，1978年则按1970年不变价格。

　　这个时期，虽然经济发展较快，但城乡人口比例变化非常缓慢。1949—1978年，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894%下降到821%，29年仅下降了73个百分点。另外，人民收入增长也较慢，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改善。1978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平均工资仅比1957年增加7元。1978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175元，仅比1957年增加44%(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中农民增加345%，非农业居民增加686%。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71页。在此期间，许多生活消费必需品都是短缺的，需要凭票购买。

　　（二）工业化道路的第一次转轨（1979—1996年）

　　1979—1996年为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二个时期，也是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两番，三次产业的结构由1978年的281∶482∶237提升到197∶490∶313，居民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175元增加到1995年的2311元。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

　　这种经济增长奇迹的创造，是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我国工业化道路转轨分不开的。简单地说：我国的工业化道路从过去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基础转变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经济为基础；从急于求成、追求高速度转变为经济增长指标宽松、留有余地；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倾斜战略转变为农轻重并举的均衡发展战略；从完全立足国内的自我积累、进口替代战略转变为积极利用外资和国外市场的“两个利用”战略；从过分注重区域生产力布局和区域均衡发展转变为“两个大局”为标志的梯度发展。

　　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建设方面拨乱反正的展开，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成为经济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在1980年1月所说：“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比例失调，‘骨头’和‘肉’（就是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业建设等）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除了这些比例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就是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