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页。中调部恢复为中共中央的一个独立机构的时间很可能是在1973年3—10月之间。

　　1974年，中调部迎来新一轮中央投入，用于急需的住房和人员更新。中调部是当时得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划拨专款的十余个中央国家机关之一。《国务院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大事记（1950—1995）》，北京，1995年，第444页。1975年，中调部在为准备特赦剩余的国民党高级战犯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施义之后来回忆说，中调部的一名“高层代表”参加了1975年3月由华国锋召集的会议，讨论特赦问题。施义之：《我在公安部的十年》，北京，2002年，第52、60页。施的昔日同事之一2001年在北京发表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中调部的代表是中调部部长罗青长。任海生：《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特赦纪实》，载孙明山主编：《历史瞬间》（2），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最后年代

　　我们不清楚毛泽东去世时中调部的地位，但是它的领导层似乎受到后来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的中共和军队高层的信任。有些中调部高层官员在10月6日后的敏感过渡时期负责所谓“中宣口”，其中有何凤歧和萧枫。沈容：《红色记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页。1978年改革开放后，“文革”时期受害者（也被认为是“文革”的坚决反对者）、曾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的冯基平进入中调部领导层。

　　冯基平1979年1月至1981年4月任中调部副部长。1980年他大部分时间用于公审“四人帮”。刘光人、赵益民、于行前主编：《京都公安局长冯基平传》，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380—385页。中调部主要参与了调查康生的活动。1978年5月，李先念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对邓小平说，如果李克农活着并且担任中调部领导，“文革”期间“一定会被说成是大特务”。转引自王珺：《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炎黄春秋》1999年第8期，第17页。到1979年3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康生和中调部进行调查，调查负责人是前联络部官员，曾在1949年短期当过康生的秘书，触犯了康生，“文革”期间被打成特务并判刑8年。魏小兰：《“沙韬事件”始末》，《作家文摘》2007年9月18日。这段时间中调部继续投入的工作是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之间的复杂关系。

　　1978年，中调部的物质条件开始逐步改善。1980年由后勤部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中调部有690户住房条件很差或很恶劣，使形势更加紧迫。但需要扩大和改善的不仅是住房。1983年，当它和公安部一局合并成立国家安全部后，它所有的一切都迅速扩大，包括位于北京郊区的国际关系学院和中调部机关。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史编写办公室：《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史》第2卷，第24、32、100—105页。

　　1983年7月1日，在有新上任的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出席的一个大型仪式上，有28年历史的中调部撤销，正式并入国家安全部。国家安全部的成立意味着中国“情报界”全面重组。一批主要领导人退休，一场划时代的变化开始了……李永春、史远芹、郭秀芝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大事记》，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第164页。

　　结论

　　本文只是对中调部的历史做一个简略的梳理，有点儿类似于中国人常说的“大事记”。作者尽管多方搜寻资料，但很多读者可能还会认为，作为中调部的历史，它太过肤浅。事实上，作者虽然十分希望能做更加深入的研究，却难以实现。前不久北京的一位史学家朋友向我建议说，这个题目太敏感，以后最好别再做了。我回答说：“我不会再做了，不过，不是因为题目敏感，而是因为你几乎不可能对它做更深入的历史研究。30年来我苦苦搜寻到的相对可靠的资料已尽在这篇小文之中！仅此而已！”

　　在中国过去60年来或长或短存在过的众多重要机构中，像中调部这样鲜为人知的机构绝无仅有。这是它的工作性质决定的。这个机构在冷战时期为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的核心利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工作在“秘密战线”上的中调部的人们所作的贡献，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可能会大不相同。或许有一天，中国官方的历史学家会揭开覆盖在这个机构身上的神秘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