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64年，中国经济终于开始明显好转。这一年，中国在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方面提出多项工作以及长远建设的建议，这些建议得到了党中央最高层的支持和推动。这些建议许多都源于中央外事组和中宣部1963年底撰写的一份政策回顾文件，文件呼吁在“研究外国工作”中投入更多资源。毛泽东在文件上写了批语，开头一句是：“这个文件很好”（他还专门提出中国要多研究世界主要宗教）。他写于1963年12月30日的这份批示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70—471页。

　　其中一项直接影响中调部的建议是呼吁改善和扩大语言培训计划。在海外从事情报工作毫无疑问需要懂外语，而且对“原始”的外语情报进行分析也要懂外语。1955年建立之初，中调部就从它的前身中央联络部接手了一所学校。该校的前身是外交“知识”和外交事务培训班，这个班是李克农根据周恩来和他的助手阎宝航（1895—1968）的要求，于1949—1950年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驻外大使和高级外交官开办的。第一批学员大多任职外交部，但其中有些人，如冯铉和李清泉后来都担任中调部高层领导。20世纪50年代，这所学校名为“外事干部学校”，1961年更名为“外交学院分院”，并第一次扩大规模。更名可能是为了掩人耳目，因为这所“分院”直属中调部，在组织上与外交学院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外交学院属于外交部。中国外交学院建于1955年；http：//wwwcfaueducn/mainweb/dwjl/contentphp？topicid=MDAxMDA1MDAx&contentid=MTE3。 从名义上说，中调部的这所“分院”与外交学院是完全平级的，它们的院长和副院长都由国务院直接任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编：《任命录》，北京，1964年，第202页。

　　1964年春，中共中央宣布，未来几年急需大量增加懂外语的干部，“以便利用世界先进科技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无疑需要提高科技情报人员的质量和数量。《中央批转中央外事组，中央组织部关于抽调1400名干部从事外事战线的报告》，载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编：《组织工作文件选编·1964年》，北京，1980年，第221—222页。 这似乎给中调部增加了新的任务，他们原先的任务是由杨尚昆与罗青长、冯铉1964年2月提出的纯政治性的“收集资料”为“反修”服务。《杨尚昆日记》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55页。经过国务院外事办和高教部党组的游说，终于使中调部扩大规模，并且“把现有的干部学校改为一所外语学院……”的建议也得到批准。《中央批转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和高等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当前外语干部严重不足问题应急措施的报告》，载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编：《组织工作文件选编·1964年》，北京，1980年，第208页。1965年，这所学院成立，名称一直保持到现在，这就是“国际关系学院”。它规模不大，“文革”前夕只有500多名学生和200多名教职员工。《邓小平、李富春同志在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话》，载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等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1卷，北京，1967年，8/54页；李富春同志在国际关系学院文革筹委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同上，第88页。

　　“文化大革命”时期

　　“文革”刚开始杨尚昆就下台了，于1965年12月10日被下放到广东担任一个小职，但此事似乎没有对中调部的工作带来太大影响。不知何故，此时杨尚昆在开往南方的列车上，陪同他的是中调部的一位副部长刘志汉（1914—2004）；《杨尚昆日记》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94页；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6/2825589html。 1966年头8个月，邓小平成为中央书记处的关键人物，中调部领导定期向他报告和“请示”。中调部部长孔原是参加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11名中央候补委员之一。这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出台了所谓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揪出文件所称的“混进”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Important Documents on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70，p127

　　运动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调部从来没有完全孤立于它们之外。See Michael Schoenhals，“Political Movements，Change and Stability：The Communist Party in Power”，The China Quarterly，No159（September 1999），pp595-597 在1957年夏的反右运动中，中调部全体人员和党的其他机构一样宣读并批判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等人的“反动”、“反革命”言论。《摆出来，大家看》，北京，中央调查部党委办公室，1957年。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被及时揪出并被清理出中调部队伍。http：//rwskzjueducn/shi_jtasp？id=67。 1964年的“四清”运动，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参加了规模庞大的中央工作团，从北京前往河北省南部的邢台。http：//wwwbookschinacomtw/1007065htm and http：//smjjbloghexuncom/31259351_dhtml。但这些运动对中调部工作的正常开展可能干扰有限。

　　1966年夏，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和员工在学校管理当然还有政治问题上产生了派系分歧。当分歧可能影响到中调部的工作时，邓小平和李富春前往学院视察，很快设法平息了纷争。《邓小平、李富春同志在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话》；李富春同志在国际关系学院文革筹委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不久，邓小平自己也被认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受到批判，在这种情况下，问题重新爆发，他不得不把中调部的管理权交给康生。《王力反思录》第2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621页。 康生接手之后，中调部的日常工作表面上仍然“一如往常”。1995年5月作者对王力的采访。但与此同时，它的历史和高层领导将受调查。在1966年12月6日的中常委会议上，周恩来对中央一些部门提出了主要的批评意见，他特别指出中调部“搞神秘的东西”。西安冶金建筑学院革命委员会宣传部编：《林彪文选》，2卷本，第373页。

　　周恩来要求，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整体部署，中调部和它的领导层也和其他党政军部门一样接受从下到上的调查。后来在有中调部和国际关系学院的代表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他说得更明白：“对干部的考察不但从上到下，而且从下到上，结合起来，要全面看干部，过去不大注意下面的呼声，所以不全面，现在发动群众就全面了，所以主席发动这次文化大革命。”《周总理、康生、李富春同志接见国际关系学院代表时的讲话摘要》，载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第4卷，北京，1967年，第260页。

　　从表面上看，这一切看起来没有什么，似乎只是某种“草根民主”，但实际上对于某些人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对于身处复杂政治环境的一个情报机构的人员来说尤其如此。1966年12月23日，孔原的妻子——她自己本身就是一位情报人员，从40年代开始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自杀了。不久，北京有传闻说，孔原自己也试图自杀，但没有成功。《文革简讯》第3期，北京，政法学院，1967年2月8日。

　　让高校学生（在中调部是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参加上一级政府和党的机构的“文化大革命”，不管他们政治上是不是可靠，这样的指示显然给中调部造成很大的问题。但周恩来1967年2月在讲话中说：

　　我跟调查部的同志谈起这个问题。国际关系学院有一部分人进去了，他们有两派意见，一种人就是想帮助调查部的造反派起来夺了权以后就走，这也是许可的。他说我不能久留，我将来还要回学校念书，我还学一两年，现在进去了，我出不来了，不好。我进去了，懂得了调查部的许多国家机密，不能让我走，他不愿意。我说这种人也很好，他懂得这个界限，要走，让他走。谢谢他，他帮助是与人为善嘛。第二种，决心留在那里就不出来了。那也许可。只要是成分又好，政治表现又好，当然欢迎。《周总理、李副总理接见财贸各部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2月17日，无名氏28页打印本，第20页。

　　事实证明周恩来的话无法执行。1967年3月，经毛泽东同意，这位总理最终不得不宣布对中调部实行军管。《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页。后来的两年，它由外来的解放军和内部的“造反派”联合管理。中调部内因为争论和派性而发生了分裂，其中名为“造反联络站”的一派的领导人似乎得到了康生的支持。凌云：《康生为何制造“谋杀苏枚”案？》，载祝春林主编：《历史瞬间》（1），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当中调部和其他中央机构一样成立“五七干校”时，王炎堂任干校党委书记。http：//wwwhnbc123com/showtopic-35022aspx。

　　1969年11月，中调部成为总参谋部情报部（二部）的一部分。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年版，第351页。孔原和他的大部分副手似乎有的坐牢，有的在“五七干校”劳动。在孔的副手中，罗青长在中调部与总参情报部合并后成了新任的几位副部长中的一员。国民党情报部门编写的人物传略词典中称，罗“因为与周恩来关系密切”，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影响”。在情报部，1969年来自中调部的新任副部长还有李清泉和熊向晖。一些外国观察家认为，当时“中国的安全和情报机构……在情报工作中没有取得什么大的胜利”，但他们为什么做出如此肯定的论断不得而知。John Byron and Robert Pack，The Claws of the Dragon：Kang Sheng—The Evil Genius Behind Mao—and His Legacy of Terror in Peoples China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2，p338

　　1969年之后中调部和总参情报部合并了多长时间？历史资料没有提供确切的答案。1973年3月3日，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把同样是1969年归属到总参的一些政府部门重新划归国务院管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59页。这些部门包括测绘、气象、邮政、电信等。尽管没有确切文件说明中调部何时恢复原先的隶属关系，但已知它同样发生在这一时期。省一级的中调部在1973年夏或者恢复（如果此前已经撤销的话），或者重新更名为中调部（如果已经改名的话，如改为革委会第×办公室）。http：//msnmyspacecn/t/4181591html。2000年，熊向晖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从1973年到1982年担任中调部副部长”。熊向晖：《对〈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一文质疑》，《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第80页。中国一家网站在简历中称罗青长先任中调部负责人，后于1973年任“部长”。http：//baikebaiducom/view/308079htm。2002年，由施义之的遗孀私下出版的施的回忆录《我在公安部的十年》中提到罗青长参与1973年冬天对公安部长李震之死的调查，称罗青长为“中调部部长”。施义之：《我在公安部的十年》，北京，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