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中调部驻港人员有时会在中国大型贸易公司担任名义职务。如李坚志（1921—1989），http：//wwwtjdfzorgcn/tjtz/wmz/ml/zmrsjj/。但鉴于他们的工作性质是“调查”，可以预计，他们用得最多的掩护身份很可能是记者。一位英国记者援引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20世纪70年代初的话说：“中国在欧洲的间谍案中，10个有9个是记者身份。在这方面，已经数量不多的台湾情报人员也是如此。”见Richard Deacon，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New York:Taplinger Publishing Co,1974,p410用记者身份作为掩护在中调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就已经存在。成立于1948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在它的章程中就已经认可了这种做法。在章程的第四章第一条第7款中规定，派出人员执行任务时“通常最好是……让调查人员使用新华社记者身份。”《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大纲》，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446页。1961年3月21日，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一份给中共中央外事组的报告中确认了这一点。在这份报告中，吴冷西指出，“目前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新华社记者兼负担中央调查部的任务。例如在伦敦、巴黎、开罗分社以及临时派去日本的记者，均有调查部人员担任新华社记者。”吴冷西：《关于在国外发行新闻稿和驻外记者活动中若干政策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载《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第4卷，第569页。

　　吴事实上承认并不是所有新华社记者都是“真正”的记者，其中一些人是情报人员。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有些真正的记者有时也会同意为中调部工作。这种情况从专业的角度让他感到很困扰，因为这给他的机构和中国新闻的总体国际声誉带来风险：

　　在许多其他分社，新华社记者均接受调查部及使馆调查组指定的一定任务。几年来，这方面的工作是必要的，有成绩的，应当加以总结。一方面新华社记者如果充分运用职业上的便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协助调查部的工作，因为记者有很大可能通过自己的活动取得有价值的情报，这和调查部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在另一方面，记者不同于秘密情报人员，他的活动基本上是采取公开的、合法的形式。在给予情报任务时，应当充分利用记者活动的这一特点，而不宜把他当作秘密情报人员使用。记者必须和专业调查人员在方式方法上区别开来。某些工作方式，例如出面联系对象等，由记者出面就不合适，因如一旦泄露不仅不能立足，而且势将给新华社的国际影响带来损失。吴冷西：《关于在国外发行新闻稿和驻外记者活动中若干政策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载《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第4卷，第569页。

　　因为吴冷西和他所报告的中央外事工作组的成员清楚地知道，那些发现新华社记者从事“与他们身份不符活动”的外国政府或殖民地政府会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对此予以报复。在香港，因为新华社的特殊地位，这种针锋相对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比如，公安部在1960年披露的一份内部材料中就提到港英当局“今年以来，因怀疑是我地下工作人员逮捕了4个人。目前被侦察监视的有87人，其中包括梁威林、祁峰等同志和费彝民等人”。《港英当局加紧对我方人员和进步人士的侦查控制》，载《公安情报》，1960年4月，第47期，第2—3页。1963年，新华社驻布拉格办事处——这是新华社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驻外机构，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早一年——被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勒令关闭，因为“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Richard Deacon，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New York:Taplinger Publishing Co,1974,p325

　　一位英国作家把新华社的情报活动描述为“在国外的间谍活动很谨慎，财政上严格控制，而且主要是试探性的”。同上书，第316页。新华社驻伦敦记者站正式建于1956年7月，驻开罗记者站建于1956年12月，驻巴黎记者站建于1957年7月（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没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设记者站）。马生荣编：《走向世界—新华社国际报道70年》，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28—530页。 在日本，新华社的记者站直到1964年9月才建立。此前新华社在日本的情况，官方的历史记录是这样的：

　　我社多次派记者随代表团进行采访。如出席反对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代表团、作家代表团、工会代表团、宗教代表团等。在随团活动中，记者有机会与日本的友好人士、各界名流、政界上层、经济巨头接触，使采编具有涉及面广、事例生动、现场气氛强等特点，有相当的报道是新华社独家新闻。同上书，第198页。

　　不用说，新华社的官方史料丝毫不会暗示这些“会见”或“报道”可能与情报问题有关。实际上，上引的英国作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报活动是“谨慎的，常常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而且总是低调”。他们的活动“低调”到如此程度，他甚至援引伦敦一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话称：“中国在英国没有任何情报网络。”Richard Deacon，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New York:Taplinger Publishing Co,1974,pp304-305，353

　　有人可能认为，中调部和新华社之间十分密切，为了避免这种误解，必须指出，吴冷西曾抱怨自己不了解中调部在新华社机构内到底做了些什么。作为一种建设性努力，他建议在新华社与中调部以及多多少少与中国情报圈有关的其他外围组织之间建立某种管理机制。中央调查部过去在记者中的工作部署和经验我们均不详知，建议中央调查部考虑总结这一方面的工作，就如何运用记者的便利条件充实调查工作得出有益的经验，同时就记者工作中哪些调查方式是不宜运用的做出规定，这对于记者今后加强和提高这方面的工作，同时避免可能遭到的损失，是有必要的。吴冷西：《关于在国外发行新闻稿和驻外记者活动中若干政策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载《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第4卷，第569—570页。

　　中共中央外事组对吴冷西建议的具体反应不得而知，但似乎从原则上是赞成的。1961年秋，杨尚昆在与孔原等研究后决定再召开一次全国情报工作会议，与会官员可以说是来自中国的广义“情报界”，即中调部、公安部、外交部、解放军军事情报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务院外事办、海外华人事务委员会等。10月20日，杨尚昆和一些与会代表不但讨论了“情报工作的总体指导方针”，而且具体澄清了情报界不同系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杨尚昆日记》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8—79页。

　　中调部和外交部之间关系的性质尚不清楚。20世纪70年代，外国研究者对中国和苏联的情报机构进行比较之后做出的估计是：“中国谨慎得多”，“只安排大使馆少数主要官员进行这项工作，而且不是在每个国家首都都开展”。Richard Deacon，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New York:Taplinger Publishing Co,1974,p313例如，王炎堂结束在云南省委中调部的工作之后，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国驻开罗大使馆工作过几年（公开身份是文化参赞），后来回到北京，“文革”前升任中调部高官。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编：《任命录》，北京，1964年，第187页。冯铉曾担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天津局局长，后于1950年被派往瑞士——从1950年12月至1959年4月，先任公使，后任大使，他是中国派往西欧的一批高级外交官之一。冯铉回国后被任命为中调部副部长，一直到“文革”开始。（他在瑞士的一位同事后来回忆说，冯“通过华人华侨、商业、领事、文化以及其他渠道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从事调查研究工作，发展友谊。”李斐仪：《忆出使瑞士的冯铉》，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页。冯在瑞士的继任者李清泉（1919—）从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后1950年1月来到外交部。他在外交部的第一任职务是中国驻布拉格大使馆政务参赞。1959年夏，他接替冯铉任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中法建交谈判回顾》，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1966年回国1年多后，于1967年5月被任命为中调部业务领导小组高级成员。马洪才：《新四军人物志》第2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页。

　　发展

　　中调部的预算自然是高度保密的，但它受到中国总体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点则不是秘密。1962年初，灾难性的“大跃进”刚刚结束，中国“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政府的财政和贸易办公室1962年3月25日建议，作为挽救措施之一，国家开支将减少31亿元。Roderick MacFarquhar，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pp179，196中调部的工作因此受到直接影响。一周多以后，4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中调部、国家科委和中共中央联络部紧急会议，“谈压缩非贸易外汇问题”。杨尚昆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大家反应很积极，“所有单位都主动压缩”。《杨尚昆日记》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