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调部在中国一些省和大城市建立了自己的常设或非常设机构。例如，1955年8月，中共广东省和云南省委员会“根据中央的决定”分别建立了调查部，它既隶属于省委又隶属于中调部。广东省调查部“文革”期间直到“文革”后一直存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组织史资料》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6、138—139、196页。如果业绩突出，省调查部高层官员很有可能最终被提拔到首都任职。广东省调查部副部长杨耀南（1919—2001）便是在中调部副部长位置上退休，云南省调查部部长王炎堂（1923—2008）也是如此；http：//gzdailydayoocom/gb/content/2001-07/13/content_163521htm；http：//wwwhnbc123com/showtopic-35022aspx。但中共云南省委调查部——一部非常有参考价值的中文书中说它负责对外“调查”，即云南边境外的调查——不知道什么原因于1957年6月被撤销。《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组织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页。中共上海市委调查部1955年6月成立，“文革”和“文革”之后一直存在（一份中文资料上称“它的隶属关系没有变化”）。《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页。上海中调部曾有一位出色、美丽的女性沈安娜（1915—），她1983年退休。据新华社称，她曾经担任蒋介石的速记员长达15年，期间一直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部门工作。http：//wwwtaixinggovcn/txnewsasp？id=13156；http：//wwwsourcejuicecom/1166118/2009/04/26/hongyan-files-declassified-version-disclosure-Chongqing-latent/。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省市的这些早期调查部只是原有机构的更名，例如由华东军政委员会以中央军委联络部名义领导的上海联络局。《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组织史资料》，中国城市出版社1991年版，第332页；http：//msnmyspacecn/t/4181591html。有一个省的中调部从来没有成立过，它就是内陆省河南省。而在沿海的山东省，省调查部只是到“文革”后才成立。山东省调查部1978年12月成立，当时它的批准编制是48名干部，由4个处室组成。《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组织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16、521页。

　　中调部的这些情报一般提供给哪些用户？回答显然是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军队高层决策者。这些情报用什么方式报送？外人几乎无从知晓。在官方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曾提到，毛泽东阅读中调部《调查通报》（1965年7月30日第872期）中关于台湾著名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个人评价。不过，可以认为，在不同时期，中调部还会提供系列情报，此外在紧急情况下还会提供特需情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23页。杨尚昆因为处在独特的地位，所以会经常直接听取中调部领导的口头报告。

　　值得一提的是，高层用户有时也会有选择地把一些情报进一步分发（全文或者以摘编形式），稍稍扩大其阅读范围，不过仍限于高层。1958年11月4日美国议会选举刚刚结束（这次选举中，共和党失去很多席位），毛泽东便批示把中调部对美国议会选举及其结果的分析给八届六中全会的与会者印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89页。这次全会由毛主持，于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中国中部城市武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166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页。他给中调部的分析加了一个标题“美国的政治气候正在好转”，分发给全会。毛还加了个人评语，称这个分析“有意思”，“很好”。报告摘要和毛的批语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89—590页。

　　我们发现，中调部情报的其他用户还包括中国军事和非军事对外宣传部门的领导，如新华社和北京中国广播电台“对外和台湾”编辑室的高级编辑。分发给他们的情报可能已经根据不同的“知密范围”进行了重新编辑，但分发给他们的具体确切原因不太清楚。像新华社这类机构，在行政上与中调部平级，它多大程度上接受中调部（而不是“本单位”）对各种事件所做解读的指导，我们很难做出判断，因为没有相关资料。值得注意的是，新华社解放军分社1960年2月12日起草的一项计划中，对于台湾问题的报道缺乏有效合作（以实现更高的政治和国防目标）含蓄地表达了不满。它呼吁有关各方“加强团结协作”，呼吁新华社“充分利用中央调查部、总政联络部、广播电台对台广播部等有关部门的材料。”新华社解放军分社：《1960年台湾问题报道要点》，见《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第4卷，第469页。

　　活动

　　中调部总体机构框架建立之后，其日常活动和政策就必须调整。这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被指定为中调部和最高领导层之间的日常联系人之后，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这样的工作很不好搞，必须仔细、仔细又仔细。而且经常提请中央决定。”《杨尚昆日记》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页。许多重要事项似乎是在1955年12月由中调部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情报干部会议上决定或同意的——此类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为会议题了词。毛的题词时间是12月6日，内容简明扼要：“实事求是，努力工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73页。刘的题词时间是12月8日，内容稍多：“总结经验，改进工作，争取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更大胜利，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16页。12月24日，周恩来接见与会代表并发表讲话，赞扬他们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第93—94页。他进而强调：这样一条路线的重要环节就是怎样争取国际和平。争取国际和平越久越好。我们要利用这个和平时间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国家更强大，更富强。《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31页。

　　后来也召开过同样的会议。例如，1959年2—3月，中调部召开了全国情报工作会议。会上，杨尚昆发表了讲话，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2月26日专门为从国外回来参加会议的情报人员举办了招待会。《杨尚昆日记》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37、352、359—360页。

　　中调部成立的最初几年与克格勃保持着积极的工作关系。罗瑞卿的政治秘书多年后回忆说，“当时有很多苏联专家在各个部门当顾问，其中包括公安部和（中央）调查部。”1957年12月由罗瑞卿率领的中国官方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契卡”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代表团成员就包括中调部的孔原和马次青。王仲方：《炼狱》，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62—63页。但由于至今仍不清楚的原因，1958年秋初，中国和苏联在情报和公共安全领域的关系突然恶化而且不可逆转。1958年9月10日，克格勃通知中国方面，他们准备立刻“从中国撤走我们的所有专家”。陶驷驹：《新中国的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群众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页。在Christopher Andrew and Vasili Mitrokhin，The Mitrokhin Archive：The KGB and the World ，London：Penguin Books，2005，pp270-294关于中国的章节中，对这一事件没有任何提及，也没有提到克格勃和中调部之间的重要关系。此后，中调部和克格勃之间的联系断断续续维持了一个时期，但规模小得多。《杨尚昆日记》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44、452页。

　　不用说，保密是中调部最为关心的问题。而且这种保密不仅限于对50年代后半期仍可算作“兄弟”国家的情报机构。在中国国内，对中调部这一机构保密的严格程度，从以下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20世纪50年代内部出版的《名单汇编》中，既没有提到中调部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它的主要领导人。这些资料其他方面的信息非常丰富，它列出了中央和省一级政府机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所谓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主要大学和研究机构等的名称和主要领导，但却没有提到中调部。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编：《国家机关党派团体负责人名单汇编》，北京，1959年，第89—91页。而且，在党的内部交流材料中，如果材料的阅读者超出了“知密范围”但又必须提到中调部时，则使用暗语。在196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一份中共中央13个党委最新名单时，其他党委使用的是明确的名称，而中调部则代之以“在西苑的机关党委。”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中央直属机关党委负责的转移党员组织关系的工作改由中央各部委办理的通知》，见《组织工作文件汇编Ⅱ》党务部分，兰州军区政治部组织部，1980年，第398—399页。西苑当然是指中调部所在地、北京海淀郊区离颐和园不远的西苑100号。

　　隐瞒中调部高级领导人的身份和他们的工作性质的努力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而且从总体上看是很有成效的。在罗纳德·W克莱恩和安妮·B克拉克编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该词典主要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公开信息资料为基础编成）中，李克农和邹大鹏被认为是从事“情报工作”。仅此而已。在同一本词典中，孔原被说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重要的外贸专家之一”。Klein and Clark，Biograph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65，Vol1，pp457，511；Vol2，p871中调部下属机构的高级官员过去曾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保密，这种情况现在虽然越来越少，但仍然存在。比如，一位退休前已经被提拔为中调部副部长的官员就是如此。抗大一分校校史研究会编：《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校友通信录》，第48页。在中国的一个互联网站上，他的传记只提到他做过东南亚华人的工作，曾任中国国际旅行社高层管理人员。20世纪70年代曾接待第一个美国参众两院访华代表团，结识了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乔治·布什，并且称他“在中美建交前期做了许多基础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