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即1955年2月28日，杨尚昆找到李克农，和他谈联络部（此时他在日记中已称之为“政情部”）的归属单位问题。李克农的意见是，联络部以完全放在党的组织内为好，可成立一个部，名称可以叫做“调查研究部”。杨在他的日记中提到，周恩来倾向于让李克农兼任这个新部的负责人，以便“统一管理”。我们只能估计“统一管理”指的是对中国所有情报活动——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等——进行管理和协调。杨如何而且何时弄清周的看法，《杨尚昆日记》中没有提及。但他提醒自己将全部情况向周恩来报告，并且要经书记处讨论后再决定。同上书，第165页。

　　1955年3月4日午后不久，在周恩来的办公室举行了一个会议，并形成了一个临时性的文件《对于政情组织的决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出席者除杨尚昆外，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1907—1984）、李克农、罗青长以及杨尚昆在日记中没有提到的“其他同志”。会议决定把联络部中的军事情报单位划归中央军委，联络部变成党中央的一个非军事情报部，仍由李克农兼任部长。《决定》由周恩来当晚提交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这次书记处会议在刘少奇的办公室召开，情报部归属问题是会议第5项也是最后一项议程。讨论从晚上8点一直持续到3月5日凌晨1点30分，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周恩来起草的文件并报告了毛泽东。同上书，第169页。 党的主席毛泽东什么时候批准这份文件现在还不得而知，但4月8日，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提到“中央和主席已经批准成立中央调查部”。同上书，第185页。

　　据杨尚昆说，中共中央最初的计划是1955年7月1日正式把“政情工作”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移交给中共中央，6月底实际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一份关于中共中央组织工作变迁的资料中称：“1955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把原属总参谋部的联络部归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起名为‘中央调查部’。”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增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963页。 李克农的儿子在2008年出版的他父亲的传记中称：“1955年7月，总参联络部调整为中共中央调查部，由我父亲兼任部长。”李力：《从秘密战线走出来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4页。

　　作为中调部部长，日常工作应该由李克农向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汇报，重大事情则由李和杨向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汇报。《杨尚昆日记》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页。杨尚昆日记1956年、1957年和1958年几乎都不完整，对于他是否以及什么时候与李克农有过互动，没有提供任何线索。交流一开始可能主要是在杨尚昆和李的常务副部长孔原（1906—1990）之间进行。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增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963页。据美国1971年出版的一份资料中引用李克农的女儿回忆说，她“父亲咳嗽和哮喘已经非常厉害，有一次（1957年10月）竟然晕倒并且受重伤。这次受伤以后就再也没能恢复，后来4年一直在病中。”Donald WKlein and Anne BClark，Biograph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65，2 vol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Vol1，p511Donald WKlein and Anne BClark把李的女儿李宁误为李的儿子。1959年开始，杨尚昆日记中有他和孔原频繁定期会面的记载。1962年11月，也就是李克农去世9个月后，孔原正式接任中调部部长。中调部成立时，两名资深情报官员被任命为副部长，他们是邹大鹏和王少春。王少春又名宫乔岩（1892—1955），他的任命完全是象征性的，因为1952年9月他不再从事实际工作，后于1955年4月10日去世。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增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964页；http：//wwwahxinhuanetcom/jg60nahp/2009-04/30/content_16399388htm。邹大鹏1962年接替孔原担任中调部常务副部长。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增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8页。

　　关于中调部的组织结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它有一个秘书处（1955年7月—1957年4月由罗青长领导，他的头衔是秘书长见http：//baikebaiducom/view/308079htm，罗的继任者似乎是毛诚，毛1959年5月任中调部秘书长；《杨尚昆日记》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87页。），下属几个局。我们只能从一些特殊资料如讣告和中国共产党1949年以前开办的学校的同学录等一些非正式材料中，了解到中调部一些局级部门的基本数据。从新华社发布的肖赤（1911—2006）的讣告中，我们知道中调部曾经有一个管理局，肖赤曾经担任局长，尽管这个局“管理”什么讣告中并没有说明。http：//newssohucom/20061228/n247320528shtml。根据抗大一名毕业生从中调部联络局局长的职位退休这一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一些局（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的分工是职能性的。抗大一分校校史研究会编：《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校友通信录》（Np，1989），第48页。另一位抗大毕业生退休时担任一局的副局长，周恩来1967年3月18日呼吁三局结束派系争斗，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局——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的编号（和安全部各局的编号一样）是连续的。抗大一分校校史研究会编：《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校友通信录》（Np，1989），第48页；《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51页。编号靠后的一些局是否按地理范围划分工作职责？如果是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34岁的李德椿1956年11月24日乘坐捷克斯洛伐克航空公司从伯尔尼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中失事，后来被说成是“中调部负责美洲事务的局长”。《王力反思录》第2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7页。

　　除了数量不明的局之外，中调部还至少有一个用中共情报系统的话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办公室”，这一点在杨荫东（1923—2005）的家乡陕西省合阳县人民政府网站上对他的生平简介中有所透露。简介中说，1955年，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权力很大的对台工作组和对台办公室，“对台办设在中央调查部，主任由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兼，杨荫东负责具体工作”。见http：//wwwheyanggovcn/Articleasp？NewsID=845，1983年11月28日，该办公室升级为中央台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1949年中央社会部撤销时积累了不少档案。在过渡时期，这些档案命运如何不得而知，但中调部成立后，似乎决定由中调部负责保管其中的一些档案，如一线的情报官员和人员撰写的情报报告等。数十年后，一位前社会部工作人员写到，社会部在“南京的特工多次”提供关键情报，而且这些报告“一直保存在中调部”。孙振：《胡风案件始末》，见孙明山主编：《历史瞬间》（2），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调部保存有大量档案材料，这一点在情理之中。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解密的历史资料（如一些退休高级领导人的录音）可以让更多的情报历史学家借阅，它们保存在国家安全部情报史办公室，偶见在它出版的《情报史研究》杂志文章上引用；参见《炎黄春秋》2000年第4期，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