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来的指导下，1949—1955年，中国的情报机构经历了很大变化。中调部成立之前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这种变化的历史。这种变化——至少部分看来——较好适应了当时复杂多变的环境。20世纪70年代，英国一位著名记者兼学者提到朝鲜战争带来的重大影响时认为，朝鲜战争“迫使共产党加速建设中国的秘密情报队伍。通常情况下需要10年才能完成的工作被压缩到2—3年匆匆完成，所以，在组织方面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错误。”Richard Deacon ［Donald McCormick］，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New York：Taplinger Publishing Co，1974，p314不过，现在看来，当时还远不稳定的苏联情报机构在决定新中国的情报机构如何组织方面很可能也起了作用。情报史专家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和瓦西里·米特罗钦称，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的对外情报机构处于“混乱”状态。当时正是“情报委员会”时期，该委员会试图把苏联国家安全部外国情报局和苏联军事情报局归并到一起。但这次改组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委员会建立一年后便出现问题，并于1951年下半年撤销。Christopher Andrew and Vasili Mitrokhin，The Mitrokhin Archive：The KGB in Europe and the West，London：Penguin Books，2000，pp189-191因为来自莫斯科情报委员会的高级顾问们（他们不受苏联驻北京大使领导《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83页。）积极参与帮助中国建立情报机构，所以，这一时期他们给中国提出的建议现在看来可能同样是“混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层与他们的莫斯科顾问之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合理有效的指挥系统问题上产生分歧已经不是秘密，而且我们也知道是周恩来出面进行调停。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31页。

　　1949年在筹备标志着新中国成立的新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于7月8日和9日主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议，赞成和反对改革中央社会部的意见都列入了会议的讨论日程。《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这本书中只提到7月的一次会议；王仲方：《公安部是怎样成立的》，见祝春林主编：《历史瞬间》（1），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其中说7月8日和9日接着开了两天会。 一开始赞成巩固已有机构的力量似乎占了上风，因为7月11日，周同意党的北方局提出的建议，将北方局社会部并入中央社会部。《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127页。 但后来的结果表明，这只是撤销当时已有的最高机构的开始，因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在1949年8月9日给各解放区中央局及分局的电报中指出：“为了分工，以便更好地建设我们的保卫与情报工作，决定取消中央社会部，另成立情报、公安两部（中央政府成立时，为政府的情报、公安两部）。”王仲方：《公安部是怎样成立的》，见祝春林主编：《历史瞬间》（1），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但括号内的计划后来只实施了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成立后，中央社会部的保卫工作确实移交了，但列入计划的情报部却没有成立。1949年10月11日，李克农（1899—1962）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他的公开身份是外交部副部长）。李力：《从秘密战线走出来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7页。此前，从1948年5月起他一直是社会部的负责人，先是担任代理部长，后任部长。换句话说，情报部从来没有成立过，情报工作只是在李克农的领导和监督下进行。用一份官方资料的话来说，1949年中央军委在“各地成立了开展国际情报工作的专门机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36页。李克农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工作，而这一时期担任李的左右手的是罗青长（1918—）。1955年中调部成立后罗青长担任秘书长，1983年从中调部最后一任部长位置上退休。《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43页。罗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就与周恩来关系密切，1954年兼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负责情报工作。朱晓萍：《秘密战线上的传奇人物罗青长》，http：//theorypeoplecomcn/GB/41038/4863660html。

　　从中国的资料中无法勾勒出1949—1950年冬天这段机构调整期或工作分工时期调查部和情报部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历史研究者可以根据现有资料确定情报部何时成立，谁是领导人，但对于调查部，现有资料都语焉不详。另一份非常好的资料中提到，刘少文（1905—1987）曾是第一任（1950年12月以前）联络部长。其他资料没有佐证这一点，只是提到此时刘少文在上海指导经济和财政恢复工作；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增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852页。从一份有关罗青长职务的准官方列表看，有一个时期，这两个“单位”实际上是一体的，罗青长显然同时担任情报部一局局长和联络部一局局长。第一份可靠资料中列出的1950年底担任联络部高层领导职务的人员中有后来任中调部主要领导的邹大鹏（1907—1967）、马次青（1908—1991）和冯铉（1915—1985）。

　　从各方面来说，1950年是中国高层情报官员总结过去规划未来的一年。就李克农而言，他在找时间撰写中共情报活动的（不公开的）官方历史。这样做的目的，用他儿子的话说，是“促进新中国情报工作的政治和业务发展”。李力：《从秘密战线走出来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5页。而李克农的同事们正在对中央社会部的政策和业务构架进行评审，使之适应新环境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需要解决的众多敏感问题之一是向国外派遣情报人员。它已经不单纯是由一个革命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派遣，而且从事实和法理上是由中国政府派遣。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中国的情报政策产生了许多重大影响，其中包括1939年2月18日由中央书记处批准的中央社会部章程中的第一条第2款（第1款讲的是反间工作）：“有计划的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可能打入敌人的内部，利用敌人一切可能利用的人，从加强敌人内部的工作达到保卫自己。”中央书记处：《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见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编：《组织工作文件选编（1935—19458）》，北京，1980年，第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