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人注目的是，不仅是共产党受到平教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试验区的启发，国民党政府在1932—1937年也努力尝试了一些农村治理的新方式。许多国民党干部和政府官员参观和视察了由平教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所管理的实验区，这是当时为探索中国农村地区新的组织模式而进行的政策观光。见王先明、李伟中：《20世纪30年代的县政建设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90—104页。尽管国民党所领导的重建县政运动受到各方质疑，但国民党创立的两个实验县——江苏江宁和浙江兰溪（国民党总共在11个省20个县建立过实验县）以高层领导为后台，由掌权的县领导着重推行了行政、教育、福利和治安的改革试验。刘海燕：《30年代国民政府推行县政建设原因探析》，《民国档案》2001年第1期，第77—78页。这两个由政府上层发起的农村改革被认为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经验，但由于这些实验依赖于国家的大量补贴，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不得不中止，以致它们无法给其他地区提供榜样。见贾世建：《浅析南京国民政府的县政实验》，《天中学刊》第18卷第1期，2003年2月，第84—87页。

　　民国时期广泛试验的启示

　　从民国时期广泛试验这个角度来看，共产党人可能只不过是加入了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试验洪流。中共学习他人试验的方法主要是出于策略考虑，真正的目的是根据自己的革命目标重新为农村试验确定方向。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杜威的弟子、自由主义的改良派和非政府组织所进行的试验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忽略了政权问题，并试图在一个敌对的政治环境中有所作为。对杜威改革试验在中国为什么失败的精辟分析见Barry Keenan，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arly Republic，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这些改良主义者从未能拥有权力将局部的实验计划转化为在更大行政区内普遍执行的方案。即使个别由非共产主义人士发起的试验似乎发挥了作用并获得普遍认可，但这些试验仍然是孤立的并且局限在小范围内。由于改良主义者不掌握政权，因而未能将试验区内形成的新政策工具系统地推广开来。

　　共产党在20世纪40年代赢得了国家政权，借此将政策执行过程从一个试点推广到他们所控制的整个地区，从而获得了30年代改良主义者从未享有的重要能力。共产党领导人很清楚，如果共产党不控制整个试验过程，试验是毫无意义的。虽然共产党异乎常规的试验术语以及个别有关土地改革、农民教育、医疗保健的政策，可能吸收了一些非共产党人士的试验经验，但是由派下去的工作组控制进行的由点到面的试验方法，发动群众、开批斗会，以及波浪式向邻近地区扩展的方式，这些则完全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发明创造。

　　在共产党的观念里，试验是为了发现新的政策工具，并不是为了确立政策目标，因为确立政策目标只能是专属于党的领导阶层的任务。一份出自20世纪40年代关于太行山根据地一个实验县（当时由邓小平担任领导）的内部报告就明确指出，“并非为实验而创造实验县”，而是为了成为一个榜样，创造和展示成功的领导方法和政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３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0—262页。负责模型试验的干部可以尝试用不同的办法和手段去实现共产党领导层制定的目标，但是他们无权自己更改政策目标，而上级党组织则可以在任何时候终止、缩短或修正他们的试验。

　　总之，政策试验是自革命战争年代以来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用于制定政策的一个核心内容。通过从非共产党人士在民国时期所进行的试验方案中汲取经验教训，共产党领导人发展出一种对政策试验极其工具主义的理解，用以配合党的分级控制的原则。

　　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方法和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

　　如果认真对待中共领导人所取得的历史经验和他们的统治方法，我们就能清楚地知道后毛泽东时代同时试验不同的地方政策不是开明领导人的偶然选择。在70年代后期探索推进经济现代化的新政策方法时，中国老一代领导人贡献了他们对试点工作方法的认识和正确评价。他们重新制定了党的任务（从实现共产主义到实现快速经济增长），并恢复使用1946—1953年间的工作方法。在他们看来，这是中共历史上最成功最耀眼的大规模受调控的体制变迁和经济政策改革的时期。

　　尽管对改革的速度和规模的看法大相径庭，邓小平和陈云在提倡运用从点到面的方法实现经济现代化方面却是出名的一致。从1978年到1982年间，邓小平一再把改革和开放描述为“大规模的试验”，不能照搬课本知识，而需要有力的“实践中的试验”。邓小平对试验的重要讲话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 140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130、373页。陈云则宣扬用“试点”方法进行谨慎的有所控制的政策创新。陈云在解放前担任东北经济工作负责人时就强调谨慎试验的重要性。陈云关于制定经济政策过程的试验的主张见王家云：《陈云经济政策的四大原则》，《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第33页。与邓小平不同，陈云对引进非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区持怀疑态度，而邓小平则以试验为由来为这个发明辩护，并提出1949年以前根据地时期也有类似的先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典（1949年10月—1987年1月）》，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 453页。邓小平迫切倡导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流行的说法有所出入的是，邓小平本人从未引用过渐进主义口号“摸着石头过河”来描述经济改革的逻辑。这句话实际上是陈云在1980年12月为矫正改革冒进而引用的，之后这句口号就变成了描述中国改革方法的流行语。见《陈云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

　　在1981年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确认了毛泽东某些工作方法是官方理论长期以来不可或缺的部分。按照毛泽东1943年发表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由点到面的方法被解释成“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80年代和90年代，个别中共理论家努力想证实政策试验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提出“只有经过社会试验，才能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观”。雷美田：《建立马克思主义社会试验的新观点》，《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4年第6期，第38—41页。其他人则将试点定义为“社会科学的实验室”和一个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是获取知识和执行政策过程的有机结合。杨洛：《论试点方法的认识论意义》，《哲学研究》1984年第1期，第3、5页。1992年，试验的重要性甚至被写进了中共党章，规定全党“必须大胆试验……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992年将试验条款加入党章的简评见《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1921—2002）》，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版，第389页。“文革”后第一部党章（1982年）没有提到试验方法，之前的党章也没有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