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毛泽东一样，中共其他的创建人大部分也都深为杜威的认识论所吸引，特别是它所传递的知行合一的内容——可以通过周密的实验获得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并用之改变世界——吸引了很多人。在中共早期的有关共产主义的中译本里，“试验被同时当作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超过了辩证唯物主义”。中共最早期的人物甚至曾经拒绝接受阶级斗争的观点。引自Chow Tse-ts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p176孙有中在他的文章中指出，毛泽东在1920年之前是杜威式的改良分子，1921年以后才成为一个坚定的激进分子，见孙有中：《从改良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探索》2002年第2期，第7—9页。杜威“对方法论、逻辑以及实用性的强调，对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而且对推动社会、民族和经济改革非常实用”Dewey，Lectures in China，introduction by the editors，p13。

　　乡村建设运动中非政府组织改革者所设立的实验区

　　五四期间，作为杜威1919—1920年间呼吁对社会进行试验及其弟子们积极实践的成果，全中国各地建立起为数众多的试验区，主要集中在学校、农业、医疗和地方政府等领域。根据国民党政府统计，20世纪30年代中期，大概有600个准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多由国外基金会资助）在1000多个试验区内尝试对农村进行改革。这些试验区散布全国。除去诸如学校、农艺站或卫生所这类小型试点，在1937年前大约有20个短命且失败的大规模试点县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正式承认。见刘海燕：《30年代国民政府推行县政建设原因探析》，《民国档案》2001年第1期，第80页。因此，在日本侵华战争之前，社会试验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活动家们积极参与的一项热门活动。

　　由NGO资助的美国农业改良者是将试验的想法和实践介绍给中国政府的先驱。美国在每个州建立农业实验站这套体系被移植到中国的省一级单位。美国的这套组织体系是在德国组织农业研究工作的启发下建立起来的，之后苏联实验站也将德国视为样板，这是一次真正的世界性的制度创新普及。见Mark RFinlay，“The German Agricultural Experimental Stations and the Beginnings of American agricultural research”，Agricultural History 61（1988），pp41-50尽管美国顾问严重怀疑中国实验站是否真的采用了农业新方法和新品种，美国顾问的质疑见Randall EStross，“The Stubborn Earth：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1898-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p123-124，145，185但是每个省设置一个实验单位的方法却被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乡村试验所采用。此外，中国的试验术语“试行推广”是1910—1920年由农业试验人员在普及科技和组织创新时引进的。这个词比如曾经出现在1924年5月出版的国家刊物《农学》上，参见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258

　　民国时期最著名的社会试验是平民教育运动（简称“平教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它们是非共产主义人士在农村改革中实践由点到面方法的先例，并且取得了广泛影响。早在1925年6月，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平教运动的创始人晏阳初（James Yen）就提出了由点到面的基本原理，这可能就是后来共产党由点到面工作方法的主要来源。晏阳初曾在他的书中写道：“平教运动的总体规划是在华北，华南，华东，华西和华中各选择一到两个典型的农村地区，开展深入和广泛的实验……并把这些地区建设成为教育示范区和全面改善社会和经济示范区，从而可以对其他地区起到示范和培训中心的作用。在一个挑选出来的地区深入进行这类实验的同时，整个平民教育运动还力求将其计划尽快推广到更多乡村。”James YCYen，The Mass Education Movement in China，Shanghai：The Commercial Press，1925，pp17-18

　　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平教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人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发起人就已经在中国农村使用“实验乡”和“实验区”的词汇了。CfGuy SAlitto，“Rural Reconstruction during the Nanking Decade：Confucian Collectivism in Shantung”，The China Quarterly，No66（June 1976），pp213-246平教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所开展的实验对中共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在官方党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从平教运动早期，中共和平教运动负责人之间就有密切的私人来往。平教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晏阳初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最亲密的合作者瞿菊农，是中共20年代最著名的领导人瞿秋白的叔叔见谭重威：《乡村建设实验家瞿菊农》，《炎黄春秋》１９９８年第８期，第36—39页。。更为重要的是，30年代中共地下组织有系统地利用基层的平教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的协会作为自己的掩护。当农村建设实验在3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的时候，中共却处于它历史的低潮。那个时期，平教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成为农村改革的主角。1937年5月，刘少奇鼓励在日本和国民党控制区内的党组织积极参加平教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因此，许多中共党员成为这两个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白天参与非共产党人士领导的农村改良运动，晚上则和中共地下组织开会。见刘少奇：《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刘少奇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64页。关于中共在平教运动中的活动以及中共领导人与非政府组织领导人之间的往来，见支雄伟：《张寒晖在定州的岁月》，《党史博采》2002年第12期。《纪念孙富元先生》，1987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李国忠：《苏维埃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比较》，《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第30页。

　　在高层领导方面，平教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人几次到延安与毛泽东进行政治交流。1938年毛泽东在会见一个平教会代表团时，出于策略的原因称其为中共的“朋友”，同时表达了对他们事业的谢意。李国忠：《苏维埃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比较》，《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第28—32页。同样在这一年，毛泽东与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人梁漱溟连续几天长谈，显示了对梁漱溟的高度重视。有关毛泽东和梁漱溟在延安的谈话见Guy SAlitto，The Last Confucian：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283-292几位共产党的代表还参观了定县实验区，了解那里发起的社会改造方案。可见毛泽东对平教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的基本想法和所开展的各种社会实验都了如指掌。在争取群众支持方面，中共领导人借鉴了这两个运动在改组农业生产、教育和卫生保健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某些方面看来还直接复制了定县实验首创的社会改良方案。见Charles WHayford，To the People：James Yen and Village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pp202-203，213，222-223建国后，共产党就与平教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以及其他早期的改良运动拉开了距离，否认接受来自他们的任何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关晏阳初和梁漱溟进行农村改革的文章才重新被中共媒体正式承认，参见《梁漱溟走完百年人生旅程》，1988年7月8日《人民日报》第3版。在利用新政策、招募政治积极分子以及解决农民最迫切的需要方面，中共显然从很多党外的实验者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宝琳·基廷（Pauline BKeating）认为，许多中共根据地所进行的农村改革，特别是合作社运动，所借鉴的模式最早是由改良派（包括国民党）发起并由西方传教士或慈善组织所资助的。见Pauline BKeating，Two Revolutions：Village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Northern Shaanxi，1934-194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