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试点”和“由点到面”的方法论是通过中共高层领导人一系列的言论确定下来的。1943—1953年之间，这个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又不断得以补充完善和重新定义。尽管这个方法诞生于中国特殊的革命战争年代，但它仍被80年代经济改革的领导者视为中共最优良的革命传统实事求是的“具体化”。杨洛：《论试点方法的认识论意义》，《哲学研究》1984年第1期，第2页。邓小平、陈云和其他老一代党的领导尽管对经济改革的广度、速度和方向有不同看法，但是对1943—1953年所进行的大范围试点都持肯定态度，认为当年的成功经验可以运用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那些灵活的降低风险的工作方法可以为政策创新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这也是为什么政策试验的术语脱离了革命年代的背景后，仍被用来服务中国的经济改革。

　　非共产主义人士所开展的政策试验对中国共产党的启发

　　孟旦（Donald Munro）曾经指出，就其分散性和非正式的特点来看，“由点到面”的工作方法“完全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学样板理论”。Munro，The Concept of Man，pp149-150可见政策试验是马列主义理论的一个空白。马克思、列宁或斯大林既没有讨论也没有提倡过通过试验发展革命方法。杨洛在他的文章《论试点方法的认识论意义》中，试图在翻译成中文的马列经典著作中找到有关试点的论述。但结论却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或斯大林的著作中，没有直接提过试点是革命改造或政策制定的手段。试点方法实际上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创造”。参见杨洛：《论试点方法的认识论意义》，《哲学研究》1984年第1期，第1—2页。在列宁的选集中，只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下，提到过一次政策试验对寻找新的政策建议的必要性。据我所知，在翻译成中文的列宁的著作中，列宁在将资本主义经济和专业技术改造成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背景下提到过试验的方法。见《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86页。斯大林则强烈敌视“自发的”、“盲目的”地方自主行为。参见Robert Himmer，“The Transition from War Communism to the New Economic Policy：An Analysis of Stalins Views”，Russian Review，Vol53，No4（October 1994），pp515-529在苏联，一种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的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方法代表了合法的革命战略和政府管理。因为革命就意味着把历史规律变为现实，革命者在执行政策前就清楚其所作所为，所以不会产生分心去做试验的念头。

　　尽管如此，中国热衷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积极分子则把俄国革命理解为一个巨大的试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著名人物瞿秋白曾经把苏联描绘成一个“共产主义的实验室”，在其中“布尔什维克的化学家”用“苏维埃的玻璃试管”改造俄国人民，制造出新的“社会主义化合物”。袁景禹：《瞿秋白笔下的新经济政策》，《沈阳教育学院学报》第4卷第4期，2002年12月，第8—10页。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极大兴趣。但是介绍新经济政策的中文出版物中却没有提过试验是苏联治理经济的核心手段。事实上，苏联新经济政策从来没有被当成发展政策工具的开放式试验。更确切地说，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拯救苏联经济所采取的应急措施和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一旦苏共政权稳固后，便会通往“正确”的社会主义经济。参见Maurice Dobb，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917，sixth edition，London：Routledge，1966，pp144-148马恩列经典著作中都没有提出用试验的方法进行革命，因此在改造中国的实践中，中共采用了“由点到面”的试验方法就更加引人瞩目。

　　在解释中共的革命传统和经验时，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及他之后的许多人都指出，实际上是当时的特殊环境、社会力量以及中国革命的运作方式将一些超出常规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强加在中共领导人身上，从而导致了中国与标准的马列主义和苏联模式的重大偏离。按照中国官方党史的观点，是谁创造发明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试验非常清楚：毛泽东首先提出了基本概念，之后其他领导人在实践中发挥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理论。然而这种解释是不全面的。目前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中国共产党开展试验之前，中国就已经存在着大量的社会和政府的试验。下面的研究将证实：用调控式的分散试验对社会、政治和经济进行改造不是中共的首创。与此相反，中共的试验只是动荡的民国时期所进行的分布广泛的各种试验中的一个部分。

　　毛泽东试验方法中的杜威烙印

　　众多论著都把约翰·杜威（John Dewey）实用主义哲学对中国20世纪20年代政治辩论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杜威1919—1920年间在中国几个大城市和大学所作的讲座影响了一代中国政治知识分子和活动家的思想，其中包括中共的创始人及毛泽东。杜威讲座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实验方法，他称实验方法是现代科学的创新，是获取科学知识最重要的方法。中国政治活动家热衷于引用杜威的话，如“试验不是盲目的试错，而是在一定目标指导下进行的……是通过有意识有观念的行动获取经验。”杜威对比了传统哲学和现代方法，指出“传统哲学倾向脱离人类经验这个冰冷严峻的事实”，而现代方法则强调人的观点和理论必须经过实践和实验的检验：“没有实践就没有真知。只有实践才能修正我们的观点，才能以系统的方式归纳整理我们所知道的事实，并发现新的事实。”分别引自John Dewey，Lectures in China，1919-1920，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and edited by RWClopton and T-COu ，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73，pp248，58，247

　　杜威的中国追随者将试验表述为杜威改革社会方法的核心，并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翻译成“实验主义”胡适认为杜威自己更喜欢用“实验主义”和“工具主义”代替“实用主义”来表述他的思想，所以把杜威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哲学翻译为实验主义。见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113页。另见顾红亮：《杜威实用主义的误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杜威思想在中国最著名的翻译者和宣传者是曾留学美国的学者胡适，他将杜威的方法论从西方价值规范的背景中剥离出来，突出了工具主义者对实用主义哲学的片面解释，这对中国实用主义哲学的辩论无疑是一种扭曲。胡适将杜威的“实验主义”解释为一种社会工程的方法论，这对中国广大的年轻知识分子，无论是受美国熏陶的改良主义者还是倾向于苏联的激进分子，都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依照余英时的看法，胡适“简化”翻译的杜威哲学对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包括毛泽东一直强调的在实践中学习，以及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个讨论曾经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作辩护。见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165页。毛泽东自己则曾经说五四早期的胡适是他的楷模。见孙有中：《从改良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 》，《探索》2002年第2期，第7—9页。

　　强调从直接的实际经验中学习——杜威思想对毛泽东的认识论所造成的影响在许多学术著作中都有记载。马尔库斯（Herbert Marcuse）曾指出，毛泽东的《实践论》里面“杜威多过马克思”转引Stuart RSchram，“Mao Studies：Retrospect and Prospect”，The China Quarterly，No97（March 1984），pp105-106。《实践论》中某些表达方式和论据跟杜威在中国的讲座有明显相似之处。Di Xu，A Comparison of the Educational Ideas and Practices of John Dewey and Mao Zedong in China，San Francisco：Mellen Research University Press，1992，p73近来的研究发现，毛泽东在1920年至少亲自听过一次杜威的讲座，同时阅读和推荐过中文版的《杜威五大演讲》一书，甚至在毛泽东同一年所开的书店里进过这本书。Di Xu认为毛泽东参加过杜威1920年春在上海的演讲（Di Xu，A Comparison of the Educational Ideas and Practices of John Dewey and Mao Zedong in China，p111）；李锐则声称毛泽东1920年10月在长沙出席过杜威的讲座（见孙有中：《从改良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第7页）。在1958年的一个指示中，毛泽东模仿杜威1920年关于现代科学的格言“一切都从试验下手”《杜威五大讲演》（北京：晨报社，1920），第125、137—138页，转引自顾红亮：《杜威实用主义的误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提出“一切经过试验”该口号出自毛泽东1958年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