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政策试验提升为领导工作方法（1943—1953年）

　　1942—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导致革命领导人和革命战略发生重大更迭，在这期间，分散的政策试验被确认为由“典型试验”和“由点到面”构成的统一的工作方法。1943年6月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了官方的工作指导方针，但这个方针依然很笼统。毛泽东在一篇归纳总结领导工作方法的文章中强调指出，对于党的许多工作领导干部必须要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引自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页。。在之后连续发表的关于领导方法的一系列讲话中，毛泽东说得很清楚，这种工作方法不是为放任自由的反复试验开脱，而是为了创造“典型经验”以示范行之有效的新方法，实现党中央确定的政策目标。毛泽东关于“典型”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专题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239、325—326页；另见毛泽东起草的政治局决议（1951年2月18日），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38页。和他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相一致，毛泽东认为，政策学习和政策创新的关键不是政策辩论，而是实践的过程。参见毛泽东：《政策和经验的关系》，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1948年在给全党的指示中，毛泽东甚至称赞几个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所创造的“典型经验”比“领导机关发布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可以成为纠正党内存在的“命令主义”倾向的一个手段。毛泽东发表在1948年3月24日《人民日报》上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后来作为序被收录在刘少奇编著的《土改整党经验》，香港：中国出版社1948年版。

　　将设计行之有效的政策执行办法的任务大部分交给地方，是共产党长期致力于土改所取得的实践经验之一。为了尝试不同的农业改革方法，基层党组织被授予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他们所采取的手段五花八门，从暴力镇压到安抚为主都尝试过。甚至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还强调土改不能用全面动手的方法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相反，还是要在精心设计的由点到面的方法基础之上，首先在选出的少数地点进行试验，汲取经验后再逐步以更广更强的波浪式的运动推广这些经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3—1284页。正如许惠文（Vivienne Shue）所说，在此期间，“由点到面”的方法成了“党和政府以一种自觉试验但又小心控制的方式执行重要农业政策的一个常规手段”Vivienne Shue，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1949-1956，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69 and pp322-323，respectively。

　　这种以试验为基础的政策制定方法是一种必然结果。当年共产党没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农村干部可以派遣到成千上万的农村去。而且革命是在各个分散的根据地内开展的，共产党缺乏将其连为一体的机构，也不具备执行统一政策的能力。许多实验村和基层试点单位虽然由上一级党组织指定、监督并加以宣传，但他们却得不到上级部门相应的物质支持。因此试点单位只能自力更生，靠基层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党中央并不缺少政治权力或决心意志，但由于财力和人力的匮乏，迫使其不得不给地方各尽其能的发挥空间，甚至容忍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偏离党的意识形态，只要他们能在各自的地区巩固共产党的势力。

　　共产党控制的政策试验是由毛泽东概括总结并提升为普遍适用的领导方法的，但是具体的操作办法和术语则是由党内其他领导人在各自的实践基础上确定下来的。1951年党对土地改革总结出六个工作步骤，其中第二个到第六个步骤对当前中国式的政策试验仍至关重要。这六个步骤是：（1）培训土改工作队和动员干部下乡；（2）典型试验；（3）重点突破；（4）由点到面；（5）点面结合；（6）稳步开展。根据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的讲话，1951年11月3日《人民日报》第1版。

　　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典型试验”、“试点”以及“典型示范”、“由点到面（以点带面）”、“点面结合”成为描述中共执行政策全套工具的关键术语，直至今日官方还在广泛使用。其中“试点”是改革开放以来流行最广的术语之一。20世纪50年代初期，“试点”被视为“典型试验”的同义词，都是指“通过某一个具体工作来取得经验，以便指导一般”王若水：《群众路线和认识论》，1959年9月20日《人民日报》第11版。。

　　在我早先发表的文章里，曾把“试点”当成中共创造的新词。Sebastian Heilmann,“From Local Experiments to National Policy”，The China Journal，January 2008，p11文章发表后，德国一位专门从事中苏关系研究的专家彼得·库福斯（Peter Kuhfus）对我指出，在1930年到1940年间，苏联进行的地方小规模试验中偶而使用过“试点”（opytnyi punkt）一词我和库福斯仔细搜寻了中文和俄文的文献，却没有找到明确的线索证明“试点”一词是如何从苏联传入中国的。从1946—1953年《人民日报》电子资料库搜索的结果来看，“试点”最早出现在东北。1949—1950年《人民日报》有21篇文章使用了“试点”一词，这些文章都是围绕东北试点工作所作的报道。由此我们推断，“试点”有可能是通过在东北工作的苏联专家带到中国来的。直到1951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讲话中使用了“试点”一词后，《人民日报》又有1000多篇报道里出现过“试点”一词，内容涉及土改、教育和婚姻法等。可见“试点”在50年代后才成为全中国流行的政治术语。相反，毛泽东只在他的晚年偶尔提到“试点”，最著名的一次是《对河北省委关于初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想批语》（1966年2月19日）（摘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4页）。。然而与中国一直到今天都将“试点”作为广泛使用的官方术语不同，苏联在40年代以后就不再使用这个词语。60年代苏联出版的有关社会试验的重要论著中不包含“试点”一词。从勃列日涅夫时期开始，只有“试验”和“实验/实证检验”成为官方政策试验的标准用语，参见Slider，Social Experiments and Soviet Policy-Making，passim最重要的是，苏共从来没有使用过“由点到面”这个词，而这一方法在毛泽东时代所进行的试验中却起到了关键作用。苏联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也不像中共那样重视“试点”的作用。60年代苏联考虑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即使是计划和资源配置体制中最谨小慎微的地方试验也会遭到来自官僚机构的顽固抵制，以及著名经济学家的激烈批评，专家谴责试验是对系统理论分析和全面规划的一种倒退。彼得·拉特兰（Peter Rutland）认为，虽然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地方试验很普遍，但是从一开始就遭到官僚机构的阻挠和批评，所以试验从来没有真正展开过，因此对打破僵化的计划经济也没有起任何作用。参见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Stagn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苏联中央集权的计划官僚体制和僵硬的经济指令是建立在繁琐的法律法条和政令基础之上，这显然不适宜进行分散的非正规的试验。相比之下，中国由于制度和法律环境不断变化，反而给反复进行分散试验留下较大的空间。

　　对于“试点”的好处，根据一份1953年出版的干部学习刊物的说法：试点可以减少执行不熟悉政策时的“盲目性”，为干部提供学习机会，通过先在小范围内尝试新的解决办法克服旧习惯；试点还可以“教育广大群众”，通过参与地方试验赢得群众对新政策的支持；此外，在执行新政策时试点有助于“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文章同时强调，做好试点工作一是取决于适当的时机和准备（仓促试点将导致失败）；二是挑选适宜的“典型”地区才能总结出可信的经验以指导其他地区的广大群众；三是试点所配备的干部和积极分子能力要强；四是正确总结试点工作才能提取可以推广的经验。刘子久：《论“试点”》，《学习》1953年第10期，第10—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