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地方政府在政务信息化上实现了快速发展。重庆市通过互联网和电视转播公开听证会的尝试已经众所周知。这项实验不仅具有探索性，它还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所进行的行政管理实际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将一系列非洲国家的发展潜能纳入到中国发展战略，是中国政治发展成果的明显的例子。胡锦涛主席2007年初宣布了该战略发展方向，包括在非洲大陆建立的一些新经济特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将在这里得到实现。

　　结论是：（1）精英的利益不会自给自足，也不能脱离社会整体利益。对于他们而言，权力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实现社会重要目标的手段；（2）社会的潜力深入地、创造性地使用中国的政治力量，吸引外部潜力的技术也处于创造和应用中。事实上，使用潜力的两个方向为中国政府提供了竞争优势，这一优势范围覆盖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

　　（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两种政治管理模式并存，即“以人治国”和“以法治国”

　　第一种模式与中国儒家政治管理传统密切相关，第二种则与法制有关。在中国历史上，这两种模式很少以纯粹的形式单一使用，通常是两者结合在一起。目前看来，这两种模式的组合仍然是现代中国政治治理模式的基础，对此，以下事实可以给予证明：执政的共产党和国家的调控源自政府的传统形象。这种形象得益于有组织的、法律的宣传教育手段的支持，以及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作风的支持。在政治理论中，类似的这种规则和做法与以权威为基础的权力模式紧密联系——“权力关系必须具有道义上的理由，并成功通过道义的测试”。

　　中国的现代政治管理模式借鉴了市场因素和权力技术模式。

　　中共十六大为发展政治管理技术大开绿灯，宣布实施“新的伟大工程”。大会有关扩大中共党员社会基础的决议（该决议在新修改的党章中得到加强），是“新的伟大工程”的成果之一。正如在2008年出版的报告中对中国权力技术含量模型的发展所声明的：“新的伟大工程”体现在用技术方法来管理国家。这种方法以前从来不曾位于国家政策的最前沿，即便是在改革时期。提出为了平衡其对社会进程的影响，将采用提高自我组织机制的方法。为了提高现代政治管理技术对社会进程监管的有效性，需要不断发展现代技术方法，例如，运用企业技术原则来招募政治精英。

　　将自身具有和借鉴来的管理模式相组合，并不是改革当前阶段的发明。中国以前的政治管理模式既包含自身的因素也包含外来借鉴的因素。通过肯定有益的否定有害的原则，结合自身与他人的政治管理原则——这是一种新的政治意愿。邓小平提出并运用了这种方法，现在这种意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下发挥作用，并且代表了社会理想和社会进步。这不是一个新的发展基础，而是新老产品的合成。

　　结论是：在自身管理技能和经验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情况下，自身的和借鉴来的政治治理知识和经验的使用程度和效率，处于不断变化中。这确保了政治治理主体（首先是党和国家机关）对被管理客体（一般人的阶级、阶层和群体）不断变化的需求具有高度的灵敏性，确保使用的现代管理手段与方法源于自身历史经验，是有效且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

　　（三）权力合法性水平

　　经过对上述情况的分析，我们很有必要谈一谈现代中国需要什么类型的合法性。尽管中国现代化全面、高速发展，但中国并没有从传统社会的整体架构中脱离出来，因此，马克斯·韦伯的合法性类型仍旧适用于中国。在三种合法性类型中，中国倾向于传统的合法性。在传统合法性里，在“统治—服从”的权力关系中，权威存在于客体对主体的服从中。我们不对这一概念进行解释（此处需要定量研究），我们作一个假设，即现代中国从属关系的主要来源仅仅是表现为“毫无争议的信任”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权威来源于主体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和其他品质。拥有这种权威的人的意见和指令，是有效的，有分量的，得到公众认可的；人民服从他们，就像服从真理。美国政治学家弗里德曼针对这种权力概念的解释，引用了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看法：“决定性的因素在于谁下达命令，与之相比较，命令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则是次要的。”当然，除了权威，现代中国的权力还有其他来源，但这些来源都是根植于“权威”的。

　　那么，权威是怎样作为权力隶属的主要来源的呢？广泛认可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论语》第二篇《为政》中的第19节和第20节，我们认为，可以看做是权威作为权力来源的特征。“哀公闻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鲁哀公问：“怎样才能使百姓服从呢？”孔子回答说：“把正直无私的人提拔起来，把邪恶不正的人置于一旁，老百姓就会服从了；把邪恶不正的人提拔起来，把正直无私的人置于一旁，老百姓就不会服从统治了。”）……“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勤，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勤。’”（季康子问道：“要使老百姓对当政的人尊敬、尽忠而努力干活，该怎样去做呢？”孔子说：“你用庄重的态度对待老百姓，他们就会尊敬你；你对父母孝顺、对子弟慈祥，百姓就会尽忠于你；你选用善良的人，又教育能力差的人，百姓就会互相勉励，加倍努力了。”）

　　在这方面，“直率的”的统治者往往被与建立在为人民服务的统治者权威基础上的权力混为一谈，这种权力是一种手段，而并非最终目的。“权威的形式”意味着统治者应将自己看作是精英，他们的任务就是关心人民的福祉。

　　如果我们要比较现代中国培养起来的领导作风和政治治理方式，那么回顾中国传统政治治理方式就并非多余。中国政治领导在当前致力于“以法治国”的发展战略，逐步将执政党的机构并入该战略，但是，执政党在法律范围内，主要在权威起主导作用的政治、思想和组织的空间里行使职能。

　　以权威为合法性基础的传统权力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权威必须使自身与其固有的尊严相符。可以从最近几年中国的政治和战略举措来判断中国政府对它的理解，首先是促进社会和谐的方针，严厉开展反腐斗争，实施社会改革，如对公共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地方官员滥用职权的斗争等等。正因为权力具有此种性质，所以政府对自身权威的维护与其合法性之间一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中共十六大重新确定将发展重点从经济转向社会领域，为维持权力高水平的合法性创造了条件。

　　结论是：中国政府在政治上所表现出来的、有助于进一步做出符合社会制度需求的安排，提高了中国政治管理的有效性。

　　对决定中国政治发展水平的情况与因素进行分析总结后，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的政治管理是一个稳定、高效、可自我发展的机制，可在其所管理的社会体制中不断汲取发展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