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社会自然潜力的国家提高竞争力，（1）创造潜能（如中国在信息化、科学、军事等领域创造潜能），（2）运用他国的潜力（如中国制定经济政策，开发使用世界其他资源富有国家的潜能）。

　　中国的领导层将国家发展作为战略优先方向。2007年10月15日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快速发展是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

　　政治发展是国家竞争力的组成部分。政治发展可以从“政治发展水平”的质与量两个方面进行衡量。我们认为，以下两个主要因素决定政治发展：政治管理与社会体制运转的客观需要相一致的程度；利用社会体系的潜力或竞争性世界交往中外来潜力的效率。

　　这两个因素受到下列情况的影响：执政精英集团利益从属于全社会利益的程度；本身的和借鉴的政治治理知识和经验的使用程度和效率；权力合法化水平。

　　确定了政治发展的方向与动力后，我们可以判断政治发展的水平。我们先来考虑上述第一个因素——政治管理与社会体制运行的客观需要相一致的程度。首先要研究以下情况如何对这个因素产生影响。

　　(一)执政精英集团利益从属于全社会利益的程度，首先取决于政治权力的模式与性质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政治权力仍旧保留了历史的传承性，代表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一政权性质决定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社会围绕在党和社会的统一价值周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权力使命进行限制——否定将权力作为最终目的，权力本身仅仅是手段、工具。

　　中国权力的社会主义环境、权力关系的历史传统是权力社会文化模式的前提。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模式并存的条件下，权力性质和政权的文化模式受到挑战，即作为权力主体的国家、政党、政治家、官员等促进市场关系融入权力关系领域，将政权决议转化为商品。

　　此外，政权是否采取了措施抵制权力的转化？这些措施是否有效？如何判断权力的使命是否改变，进而判断权力模式是否改变？

　　分析表明，现代中国致力于发展权力机构的措施是通过党的、立法的和行政的权力来实施的。这些措施适用于政治管理周期的所有阶段——倡议，制定，实施，监测和控制，评估和政策调整。实现科学发展观框架内的各项措施，为政治周期的各个阶段提供了保障，即贯彻党的改革，人大改革，国家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所有权力部门都要贯彻积极的反腐政策。

　　所采取的措施都是有效的，因为这些措施与神话般的政治技能没有共同之处，其制定与实施是详细而具体的。此外，判处各级官员死刑的例子也能充分说明反腐措施的严肃性。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确立的法定目标，反映了政府的利益，也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并且，政府对人民利益的理解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依据中共代表大会决议，政府不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标准，从解决温饱，到保障中等富裕水平，再到完全实现小康社会；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政府依据矛盾的深度与波及范围，采取相应措施——地区差异增大，国家加强了对地区发展的协调工作；城市与农村差距拉大，国家实施针对农村改革的统筹政策，对农业、农村、农民采取扶持优惠政策，已取消农业税、畜牧业税和特定产品税，在农村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等等。

　　对精英集团利益从属于全社会利益的程度的选择性分析，可以列举很多正面的例子。特别是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编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中指出的中国快速进入信息社会就具有客观的必要性，因为社会信息化程度，是国家竞争力的标准之一。2009年，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达21亿，网络用户人数位居世界第一。对于任何国家政府来说，互联网都是一个挑战，因为建造了一个虚拟交流社会，目前政治机构很少能够介入其中。然而，中共当局已经制定了融入信息社会的战略：网络的发展受到限制，其发展要与权力模式和国家意识形态相符。

　　不久前，中国政府因对网络通信进行限制而遭受批评。因此，中国政府在预见到信息对发展的重要性后，为创建信息化社会提供了条件，将自由的范畴限制在与政府模式、国家意识形态相符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