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的报告中重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要坚持把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同年12月，他在新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开班的讲话中又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在于我们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教育和引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辩证关系和重大意义，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动和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中牢牢站住了、站稳了，并成为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求是》2008年第1期。

　　60年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始终如一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治国方略，根本原因在于：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基础上的国体，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经过实践检验，符合中国国情，充分代表了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意愿。这种“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制度”（江泽民语），这种治国方略最根本的方略，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因之，它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主义中国各项事业的“政治方向”、“政治保障”和“政治保证”、“政治基石”。

　　二

　　为了实现这个治国方略，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提出“以无产阶级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的奋斗目标，并带领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地浴血奋战了28年。这28年的斗争，有政治的或军事的、有不流血的或流血的，但主要是军事的和流血的。无数事实证明，这个治国方略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是由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即“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斯大林语）所决定的。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是势不两立的。二者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尤其是斗争初期的敌强我弱态势，更加重了这种残酷性。下面这些挂一漏万的血染数字，就是确凿的证据。

　　1927年，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势力，背叛国共两党联合领导的国民革命，在北伐战争中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一切革命者，特别是共产党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竟杀害31万多人，其中有共产党员26万多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本节所引数字均出自该书，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1934年，由于党内主要领导人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地命令中央根据地红军死守硬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不得不率领中央红军从赣南向湘西转移，开始艰苦卓绝的长征。蒋介石集团调兵遣将围追堵截，湘江一战，红军牺牲56万人，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十年土地革命特别是长征，各根据地人民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以江西为例：井冈山地区在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中，牺牲了48000多人。兴国全县23万人口，有55万人参加红军，23179人献出了生命，其中有12038人牺牲在长征途中，平均每一公里倒下一人。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作战125万次，以伤亡61万多人的代价，抗击了58％—75％的日军和100％的伪军。同时，也为挫败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挑衅做出了牺牲。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就是怵目惊心的一例。1941年1月，驻守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多人，奉命从安徽云岭向长江以北转移，途经泾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国民党军包围，经过七昼夜血战，除2000人突围以外，其余7000人大都牺牲。

　　在“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决战的三年解放战争中，有26万人民解放军将士献出了生命。其中，敲响蒋家王朝丧钟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是以69万人的伤亡代价取胜的，著名的“塔山英雄团”在塔山阻击战结束后，全团幸存者只有21人。淮海战役则是以133万人的伤亡代价取胜的。进军江南、解放南京的渡江战役，也是以6万人的伤亡代价取胜的。

　　据民政部不完全统计，在民主革命时期，牺牲在战场和刑场以及其他场合的革命先烈约2000万人。有姓有名可考、收入各级政府编写的《烈士英名录》者只有176万余人。2009年3月31日《新华每日电讯》。绝大多数烈士由于残酷的战争环境未能留下姓名，成为后人无法考证的无名英雄。因此，我们要永远铭记那些为建立新中国而英勇牺牲的人。只有铭记他们，才能珍惜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真正理解陈云何以在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中发出令人振聋发聩的声音：“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8页。

　　三

　　中共制定和实施人民民主专政的治国方略由来已久。远在领导人民为“重建国家”浴血奋斗的同时，就思考在夺取政权之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采用什么方式来管理国家。为了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各个革命时期的根据地艰辛探索了28年。

　　土地革命时期，为了统一领导各根据地的“工农武装割据”，1931年11月7—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确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他们有权“直接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和地方的政治事务”，“掌握政权的管理”。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发布一切法律和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72—773页。大会还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红军问题决议案》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等治国文献。选举产生了全国最高政权机关，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时组织了处理日常事务的人民委员会，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些探索说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初具国家规模，尽管它“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国家”，“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页。，但它对国体、政体的构想与实施，为此后建立和建设新型的国家开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