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3周年前夕，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二届国史学术年会开幕了。请允许我代表当代中国研究所，向应邀出席开幕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的领导，向曾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并为本届年会提供特约论文的老同志，向本届年会论文评审委员会和学术评议委员会的所外委员，向莅临年会的领导部门和兄弟单位、兄弟所的有关同志，向前来采访的新闻单位的朋友，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去年，我所为了促进国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决定在每年国庆节前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形成年会制度。由于时间仓促，缺少经验，我们把去年召开的首届年会的论文征集范围限制在所内科研人员中，只邀请同国史研究有关的兄弟单位和学术界的一些同行前来观察指导。我们当时就表示，今后将扩大年会参加者的范围，邀请所外的专家学者提供论文，从而把这一年会逐步办成国史学界学术交流的场所和共同的讲坛。今年3月底，我们为筹备本届年会，即向京内外同国史研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发出了70份论文征集通知，并得到了热烈响应。截至规定日期，共收到应征论文105篇，其中京内66篇，京外39篇。接着，我所组织了由所内外专家组成的论文评审委员会，于8月12日至15日在北戴河召开了评审会议，对包括我所在内的所有应征论文进行统一和公正的评审。结果，61篇论文入选，占应征论文总数的５８％。

　　今年的年会，由于论文征集范围还不够大，远没有囊括国史学界的专家学者，还不能说是代表国史学界最高水平的盛会。但是，从入选论文的质量以及内容和作者情况看，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史研究的最新进展。本届年会入选论文的内容涉及范围相当广泛，其中政治类的占31%，经济类的占16%，文化、社会、外交类的各占13%，军事类的占6%。还有一些论文的内容在以往学术研讨会上是很少见的，如建国后的卫星气象事业、云水资源开发、农村家庭人口生存条件的变化、乡村居住方式的变革、城市建设理念的演变、娼妓业的改造、口述史的发展、地方史的编纂等等。另外，从论文作者的所在地域、工作单位、职称状况、年龄结构、性别比例等分布情况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史学界近年的实际状况。这次入选论文作者共有70人，其中所内占３３％，所外占６７％。在所外的50名作者中，京内占６２％，京外占３８％；在京外的19名作者中，华东、华中地区的最多，华南、华北和东北地区的较少，西北地区的没有。在所有入选论文作者中，社科院系统占46％，中央部委系统占20％，高校系统占19％，军队系统占9％，党校系统占7％；正高职称和副高职称的各占37％，中级职称的占26％；60岁以上的占13％，４０－６０岁的占47％，40岁以下的占40％；另外，男性占70％，女性占30％。从以上比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多可喜的现象；对其中一些不够合理的因素，相信在今后的年会中将会逐步得到改变。

　　去年，我们把首届学术年会的主题定为“‘三个代表’与国史研究”。这是因为，自江泽民总书记在前年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后，这一思想已经成为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和重要的指导思想，同时，也为国史研究的深入拓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在首届年会上指出，对于国史工作者来说，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按照“三个代表”的思想来审视和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同时结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大力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年来，我们通过学习和科研实践，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史研究要深入开展，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解决好国史学科的指导思想、研究重点和是非判断标准等学科理论问题。

　　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科学的系统的阐述，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就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党的历史和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而提出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因此，国史研究要做到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就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另外，在“七一”讲话中，江总书记高度概括了我们党过去80年奋斗的九大业绩和三条基本经验。这些业绩和经验充分说明，共和国历史的主流是成就和经验。因此，国史研究的重点应当也只能放在共和国的历史成就和经验上。在“七一”讲话中，江总书记还用生产力标准评价了建国后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从而告诉我们，判断国史事件与人物的是非，也必须以它是否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否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否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当然，对于如何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开展国史研究，我们还需要不断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非常希望能与史学界的同行们交换意见，以求共同推进国史学科的建设。

　　今年，我们把第二届国史学术年会的主题定为“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建设”。这是因为，今年的11月8日将要召开党的十六大。这次代表大会既是我们党在新世纪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一年来，全国上下都在立足本职，争创佳绩，为党的十六大营造良好氛围。我们当初给年会确定这一主题，就是为了以国史研究的实际行动来迎接党的十六大。国史是通史，它与党史的建国后部分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范围上有很多不同。国史研究除了要涉及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还要研究其他政党的参政议政史，以及政权建设史、政治制度史、法制史、经济史、科技史、文化史、教育史、社会史、民族史、国防史、外交史等等，甚至还要研究疆域、人口、婚姻、民俗的变迁和气候、生态、资源、灾害等自然因素对历史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是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因此，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巨大而广泛的。党史的建国后部分与国史不仅密不可分，而且是国史的决定性因素和核心内容。对于这一点，我们国史工作者应当时刻牢记。因此，把今年年会的主题定为“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建设”，不仅是合乎时宜的，也是符合国史学科自身特点的。

　　今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25周年。就在不久以前，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并发表了关于必须始终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加快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7·16”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要大力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各门传统学科、各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各门学科的理论和体系、各门学科的方法和手段的建设。国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开展研究的时间不长，可以说是一门新兴学科。同时，它也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交叉学科。对于这门学科，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早在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就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为契机，讨论并通过了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发表的关于共和国历史简要回顾与经验教训初步总结的讲话。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又讨论通过了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90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批准成立了以研究、撰写、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主要任务的当代中国研究所。1999年，江泽民、朱基、李岚清、丁关根、李铁映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出席《当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完成总结大会的全体同志。江泽民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总结历史，说明现在，探讨规律，启示未来，是我们从事国史研究和其他研究工作的同志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正是在党中央的关怀与支持下，国史研究这门新兴和交叉学科才得以取得今天这样的发展局面。

　　在去年的年会上，我们曾告诉应邀与会的史学界朋友们，当代所正在加紧制定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三年科研规划。现在，我高兴地向大家报告，这一规划已经在去年年底得到了中央书记处的原则批准。这是国史学科受到党中央重视与支持的又一个有力的证明。在讨论这一规划时，中央书记处领导同志指出：“我们的国史，就是党领导人民群众的奋斗史、国家的发展史，说到底，与党史有密切的联系。你们也讲，党史是国史的核心。我们写国史，除了要继承发扬我国历史上修史的传统外，也要为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服务，也要资政育人，这与党史是一样的。我们搞国史工作的同志，头脑里也要有这根弦。”目前，当代所全所正在按照中央书记处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围绕三年科研规划，全力以赴地开展着各项工作。规划中的第六条规定，要加强当代所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包括建立国庆年会制度，并邀请所外学者参加，在建国55周年之际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际论坛。”我们举办吸收所外学者参加的第二届年会，就是对这一规划的落实。同时，我们也在积极筹划举办后年的国际论坛。借此机会，我谨向在座的所外专家学者们发出真诚的邀请，希望你们今后继续为国史年会提交论文，争取参加明年的年会和后年的国际论坛。

　　今年2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铁映院长和其他院领导到当代所视察，与当代所的干部职工举行了春节座谈会。铁映同志在讲话中强调，国史研究一定要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他指出：“党史、国史研究，是总结我们党和国家实践经验的最直接的方式。国史研究是一门特殊的历史学科，其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一门政治性很强、意识形态性很强的学科。”“写国史，就要真实反映亿万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努力探索有利于中国发展、有利于振兴中华民族的道路，写出中国人民的探索史、进步史和发展史。”他还说：“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基础。当历史被描写成黑暗史的时候，是不可能形成凝聚力，形成民族奋发向前、走向未来的动力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要搞‘公开性’，……所谓‘公开性’，无非是让外部的敌人、内部别有用心的人和一些糊涂虫，把自己历史中的一些曲折统统翻腾出来，痛快地骂上一顿，从而把整个历史涂抹成一片黑暗。”“古人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什么叫去其史呢?就是去其精神支柱。可见，历史学家手中的笔重千斤。我们讲要爱国，首先是指要人们爱这个国家的历史，否则，爱国就是一句空话。”“史学研究，尤其是当代史研究，今天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武器，我把它叫做‘软武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的西方世界这样，用现代科技手段，用现代经济力量，制造出这么多的‘软武器’。他们制造‘软武器’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从精神上摧垮别的国家和民族，另一方面是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正当的理由。”“我们研究国史，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研究如何防止前苏联的悲剧在我们国家重演。”他又指出：“写历史要尊重事实，但写历史也有个历史观的问题。不同的历史观，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历史结论。”“有人说，我们现在史学研究不应该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也有很多局限。什么理论没有局限?要求理论没有局限，就等于把理论绝对化，当成教条，就不要发展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理论有局限，就否认理论的指导作用，就不再坚持它。”“还有人说我们现在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不一定再坚持唯物史观。有没有所谓离开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呢?我看没有。今天的历史学，从历史观来看，主要是两家：一家是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即唯心主义的史学观；一家是马克思主义所体现的无产阶级的历史观，即唯物主义史学观。”我在这里之所以大段引用铁映同志的话，是因为他的这些话对于我们国史工作者来说太重要了，对于今天的国史研究来说太重要了。国史工作者应当认清自己肩上的政治责任，坚定国史研究的正确方向，用手中的笔来捍卫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同志们，中秋节刚刚过去，国庆节即将到来。唐朝诗人李白有一首题为《把酒问月》的著名诗篇，诗中说：“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诗人是要告诉我们，人的生命是短促的，唯一永恒不变的是大自然。我们由此可以引申出另外的意思，那就是，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唯一不变的是历史的规律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国史工作者就是要通过对国史的研究，不断探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从而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为资政育人服务，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最后，预祝会议圆满成功!祝各位来宾和代表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