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当时被说成是三面红旗，现在则被说成是“左”倾错误。“左”在今天人们的理解中，往往与阶级斗争扩大化、与急于改变生产关系相联系，因此也容易使人误以为这三件事是从政治斗争需要出发的，与进行工业化建设无关，甚至是要跳过工业化阶段。其实，说它们“左”，主要是说在对待工业化建设的要求上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在实际工作中搞高指标、瞎指挥，刮浮夸风和“共产风”。另外，也确实出现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吃穿住上实行共产主义”、“在‘三五’计划时向共产主义过渡”等等急于改变生产关系的提法。但这些只是这三件事的表现和结果，而不是它们的根源。

　　它们的根源是什么呢?要弄清这一点，不妨先看一下产生这三件事的几个背景。第一，1955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出现了高潮，进行得比较顺利，由此产生了一种看法，认为农村生产关系已经变了，为农业生产力开辟了道路，工业化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了。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中，就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第二，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对此虽然不赞成，但认为它揭开斯大林这个盖子还是有重要意义的，并由此开始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照搬苏联经验，要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等等。特别是由于“一五”建设进行得比较顺利，更助长了一种情绪，就是认为我们可以打破常规，打破平衡，用比苏联更高的速度进行工业化建设。第三，1956年初，经济建设中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在周恩来、陈云主持下，开展了“反冒进”的工作，强调“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各部门订计划要实事求是。对此，毛泽东很不满意，提出要反“反冒进”，主张用“跃进”代替“冒进”，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还说：要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加速经济建设，需要群众的干劲，气可鼓而不可泄。第四，1957年，右派的言论中有一条，说1956年是“全面冒进”的一年，因此，反右斗争也联系到建设速度问题。第五，自朝鲜停战后，国际出现和平时期。毛泽东希望利用这段“休战”时间，加速建设，提早完成工业化。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产生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几个背景，都与加快工业化建设的速度有关。

　　下面，再分析一下这三件事本身。

　　第一，总路线的内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把它作为路线确定下来，是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会上，刘少奇在工作报告中对它进行了系统论述，概括了它的几个基本点，其中主要有：“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向全党全国人民正式发出“大跃进”号召的，是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社论要求，农业和农村各方面工作要“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说明，“大跃进”运动不是要在生产关系上跃进，而是指生产力上的跃进，首先是指农业的跃进。农业跃进，源于《农业发展纲要》。纲要提出，1967年农业产量要达到粮食1万亿斤、棉花1亿担，这已经是不切实际的指标。因为，1952年粮产3200亿斤，1967年如果达到6000亿斤，也要年增４.１％，这和各国比都是最高的；如果达到1万亿斤，则要年增６%—７％，根本做不到。但“大跃进”一来，头脑更发热。1958年秋天农业协作会议在各地虚报的基础上提出，1959年保证粮产1.5万亿斤，力争2万亿斤。由于对1958年粮棉产量做出盲目乐观的估计，以为农业问题解决了，又把“大跃进”引申到工业，特别是冶金工业上，提出全民大炼钢铁。

　　现在，我们都认识到“大跃进”是错误的。但不能否认的是，它的出发点是要以尽可能短的时间使国家实现工业化。而且，搞群众运动也确有降低成本的考虑。陈云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中就说：“二五”时期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群众路线来进行建设，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这样，国家可以少出资金。比如，农民在“二五”时期义务进行水利工程建设、开荒、改造耕地、造林等等，用工资计算，劳动折价约在500亿元左右，这是一笔很大的投资。陈云这段话固然有受到反“反冒进”的批评后需要对总路线表态的意思，但也反映了他的真实看法。他是管财经工作的，能用较少的投资形成较大的固定资产，何乐而不为呢?

　　第三，毛泽东说过，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今天看，它的问题也出在这里。大，政社合一，以社代政，埋藏了命令主义的隐患；公，一平二调，实际上是刮“共产风”，是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试图向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过渡，即我们后来所说的“穷过渡”。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东西是公共食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吃饭不要钱”。但这件事的起因也不是为着改变生产关系，而是为着发展农村生产力，包括发展村办工业。

　　毛泽东早在1955年就指出：现在办的合作社以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1956年冬季，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农村掀起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由此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修建长达几公里、几十公里、上百公里的灌溉渠道，需要在大面积土地上统一规划，需要投入大批劳力和资金，这不仅涉及合作社之间的利益，也涉及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县与县的经济关系，如果核算单位过小很难办成这样的大事；如果完全按商品经济原则，按投入多少受益，在当时条件下也不可能。因此，人们自然会想到把相互协作的合作社合并成大社。二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加上“大跃进”后地方工业遍地开花，造成农村劳力紧张，那时建水库、水渠，基本没有推土机、挖掘机，主要靠人海战术，男劳力不够，妇女也要上阵，一些地方为了尽可能腾出女劳力，让她们参加工农业生产，也很自然地会想到办简易公共食堂和托儿所。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办人民公社和办大食堂，无论是领导人最初的考虑，还是基层最初的动因，都是为了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尽可能多地解放农村劳动力，以适应工业化建设的需要。问题在于，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在宣传上过分突出它在生产关系变革上的意义，给它附加了很多意识形态上的内容，而且“层层加码”，“喧宾夺主”，使人们反倒忘记了它的初衷。

　　对于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毛泽东个人思想上的原因，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有个分析，他讲了四条：一是照搬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并扩大这些概念的运用范围；二是不适当地沿用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如供给制和无偿调拨；三是青少年时代受过的某些政治思想的影响，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和康有为的大同书；四是中国文化遗产中某些特殊材料的影响，如东汉末年张陵的五斗米教等等。他没有提到民粹主义的影响，因为这件事确实与民粹主义无关。

　　为了说明人民公社化运动并非民粹主义作怪，还可举一个事例说明。1958年11月，在公社化运动高潮中，中央制定了一个《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并经毛泽东修改。其中写道：“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逐步地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逐步地使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建成社会主义；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共产主义的因素必将逐步增长，这就将在物质条件方面和精神条件方面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在毛泽东同年同月修改过的《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也有一段话：“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即机械化和电气化）。”可见，毛泽东虽有急于过渡的思想，但并不是要跳过工业化来过渡，而是要通过加速工业化来过渡，这与民粹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

　　再说“文化大革命”运动。